| 重评张爱玲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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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为了不肯示人以弱，他不得不把自己变成战士，而将凡俗的一面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抛弃）。他的文学生涯没有大言不惭的东西。张爱玲也许缺乏鲁迅的战斗精神，但她把鲁迅不得不压抑下去的人的凡俗的那一面毫无顾忌地张扬了出来。正如你刚才所说，这是对“五四”文学缺失面的有力的补充。
张爱玲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时代有刻骨铭心的悲剧性体认。她始终把自己时代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嘲弄的欲求。人与时代这种命定的结构关系，是她前后期作品相同的叙述模式。现代小说往往预设一个思想者，由此窥看小人物。小人物是被看的，并不具有自我意识。张爱玲写“破坏”中的小人物，深入到意识底层，一点一滴写他们的觉醒，对他们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根本上和他们是认同的。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前后一贯之处。她的长篇小说将中短篇小说对自我的悲怜外推到农民、学生和更广大的人群，但悲悯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张的文学追求，即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写出他们的觉醒或干脆指出他们所以不觉醒之故，正是鲁迅传统的继续。
袁：张爱玲的叙述模式在当代可以找到许多直接受它影响或客观上和它不谋而合的作品。一个人对时代氛围有敏锐的感悟，但又不能和大多数人一起投身进去，只是做一个从洪流中分离出来的孤独者，惘惘地看着它的翻涌，如果他拿起笔，就很容易接受您刚才所讲的张爱玲的模式。
郜：北岛七十年代末写的小说《波动》就是这样。
袁：《秧歌》、《赤地之恋》触及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土改中的“过火”现象，“支前”工作中后方的涸泽而渔，在当代文学中也时有所见，甚至是那么惊人地相似。《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这正是《古船》思考的问题；《秧歌》中劳动模范金根带领饥民抢粮仓，则和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极其相似。
郜：但李铜钟的行为最终被作者纳入党性原则而予以合法化了，金根抢粮则纯粹出于本能自觉。你举这两个当代的例子说明张爱玲在后来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很有意思。其实对底层人民的观察和同情，在张之前或之后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作品。现代文学中像鲁迅那样的优秀作家不用说了，即使在《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张爱玲的主题也并未成为绝唱。我举两个人为例。一是赵树理。赵固然是充分*化了的作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触及小人物的自觉（尽管只是一闪而过）。《李家庄的变迁》写铁锁从太原打工回乡，路上不得不和本村欺压过他的恶霸论乡亲，同行同住，相互照顾。他因此感到茫然，感到悲哀，跳出了作者为他设定的“阶级意识”，想到更多更复杂的事情。这种心情下的铁锁和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并不隔膜。《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进行黑箱操作，错划、盘剥和迫害中农，这在赵树理《邪不压正》中早就写到了。《邪不压正》的二流子形象，到了《芙蓉镇》，可谓总其大成，《赤地之恋》也不乏这类角色。其次是老舍。张这两部长篇发表后两年，老舍写了话剧《西望长安》，暴露军队内部的混乱与腐败，其着意渲染的乖戾气氛，和《赤地之恋》、《秧歌》非常相似。新时期以来，正如你所说，和张爱玲的小说取材相近的显例就有张一弓和张炜。我们比较顺利地接受了这两位男作家的作品，却至今不能接受题材主题都极其相近的张爱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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