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评张爱玲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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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典型意义超出了他本身，指向中国现代作家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共同的处境，直到今天仍不时能看到他的影子——余华《活着》中的村支部书记不就是这种人物吗？
袁：但这两部小说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写出了农民的灵魂。这里没有“熟悉”、“不熟悉”的问题，而取决于作家本人的同情心和想象力的深浅强弱。新时期以来写农民的小说，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比如所谓“寻根”和“新写实”小说）不是把农民写得格外肮脏，没有灵魂，就是把农民写成某种原始欲望和文化积淀的化身。张也许确实并不熟悉农民，但她从来不准备将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她写活了早期那些熟悉的小市民的灵魂，也写活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
郜：总之，张爱玲五十年代前后的创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写旧时代市民和知识女性的作品追认为今天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前驱，将这部分文字与后来写新社会农民的血泪之书割裂开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那就无异于将张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欣赏其怨而不怒，而拒绝其真的恶声。倘若这样，就只能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继承勇敢地探索国民灵魂从而激发其觉醒与反抗或竟揭示其不觉醒不反抗之故的鲁迅的文学传统。张爱玲的被腰斩，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鲁迅传统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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