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主权实现的新形式。"主权"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个经常受到批评的概念；无论是实践中观察或理论上分析，它确实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与挑战。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迅速扩展，信息与传媒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各国内部国家政权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更加重视个人权益以及对政府力量的重新审视），都使传统的主权观及其实现形式，显得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与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要求。我认为，传统主权观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高无上。然而，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认同变得多层化、多样化，就是说，不仅存在国家利益，还存在着其它行为体及其需求，比如有各种集团利益和领域利益，少数利益和个人利益；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导致这些行为体得到伸张的空间，很难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或"个人服从国家"的说法消除它们。生态环境的污染退化导致比国家（中央政府）"更小"和"更大"的行为体的扩展，就是一例：前者是指各国内部出现的各种民间的环保组织，后者指的是国际范围的绿色和平运动之类；无论规模大小，它们与各国政府的考虑角度及主张显然不太一样，而且看起来它们的势头有增无减。然而，我认为，无论传统的主权观有何缺失，它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世界*的主要基石；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各国在相对无序的国际状态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地球上人类从事的多数工作仍然是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完成的，各式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国际关系的配角。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主权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问题。在目前阶段上，使国家放弃既有的责任，或者企图建立某种"世界政府"，或让政府以外的某个行为体承担管理全球的责任，并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除了某些"微型国家"外，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真正愿意放弃主权。思想上，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两点论"：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主权应当有新的、更加灵活多样、层次丰富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了如此准备，实践中就可能形成更有弹性和包容性的主权实现形式，它不仅有助于我在未来整合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且有利于我在国际舞台上表达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新形象和施展新时期的大国战略。

    其次是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我相信，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人权是无法取代主权的，不应在人权与主权之间简单划出高下；西方某些势力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别有用心，不可不防。实践证明，没有民族国家架构和相应的国际法保护的民族，是最悲惨的民族，典型者如散落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库尔德族，那里的人权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谁都可以欺负他们，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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