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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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却束手无策、只能旁观。不难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浴血奋战这么多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同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从维护国际稳定、国际法的效用与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联合国从成立至今仅仅承认主权国家的成员资格,而拒绝非主权实体的加入请求。但我们同时特别须注意的一点是,与旧的封建时代不同,在经济国际化、信息穿透力日益强大的今天,捍卫主权必须体现在对政权体制对本国人民的真正爱护和尊重之上,就是说必须尊重人权、不断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待遇。不尊重民众和人的个体的主权是虚空的,最终这种仅仅锚定在国家本位之上的主权也是守不住的,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塞,那里出现的民怨沸腾和社会失序,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最后只能靠联合国来收拾残局和托管国家。最近南斯拉夫在科索沃危机中所以遭受沉重打击,除其它原因外,米洛塞维奇政权不恰当的民族政策,不能不负有相当责任;从现在的局面看,由于内部外部的多种原因,南斯拉夫实际上已经被部分地剥夺了主权权利。维护主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实现国内进步(包括器物、体制、观念各个层面)的过程,它绝不止是外交工作的任务。 中国的*家、公众和传播媒介不应忘却这一点,不要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不能因国际形势的复杂和不利的变化而转移应有的视野,不能把捍卫主权仅仅当作一种对敌斗争,不能把维护和发展人权的重要工作弃之脑后,更不可使之成为似乎仅仅是西方特有的范畴。须牢记:主权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只有更好地发展人权,才能更好地维护主权。 由此涉及到我想分析的第三点,即面向新世纪的新型安全观。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讲的安全概念有其优点和值得保留的内涵,但也有一些需要调整和充实的内容。我以为,符合新世纪特征、亦与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相吻合的新型安全观,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从器物层面考察,新安全概念涵盖了比传统的*安全更广泛的领域,它不仅指*保障能力的加强,国防手段的提升与更新,拥有自己的"杀手锏",如建造航母、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拥有对付各种恐怖主义的手段等等,而且包括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一致的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近年来的亚洲货币危机和全球金融震荡使人们见到,有的时候金融冲击和广义的经济危机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打击,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例如印尼、泰国和韩国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倒退了十年以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综合安全的防范手段及其意识,就无法应付经济一体化时代和高科技条件下各种可能的不测事态。第二,从体制层面讲,新安全范畴揭示出一个道理:国家是否安全,不光指对外防范的一面,比如装备更精良的武器和其它御敌手段,好比一座房子的防护墙,其质料从竹篱笆变成钢铁直至电子装置。这些措施都着眼于防范,防止外敌入侵,但它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体制是否健全,*是否合理而稳定,社会经济是否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是否团结和睦,民众是否保持与决策层的向心力,整个国家的气氛和步调是否与国际上、时代中的进步总趋势相一致;假如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停滞不前甚至倒行逆施,那么即使拥有再坚固的大墙,哪怕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家还是不安全,它的社会、人民乃至整个民族仍然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新安全观所要揭示的是,安全性与否及其大小,是与国家的体制的先进性相关的:当国家具备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体制,其安全性就会逐渐增强,哪怕暂时弱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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