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Feaerwerker,1983,pp.72－85)。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Feaerwerker,1983,pp.33,pp.85)。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Sachs and Yang,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五、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pp. 115－65) 和 Feaerwerker (1983, pp.28－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 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Rankin, Fairbank, Feaerwerker, 1986,pp.12－27）， Perkins(1969, p.72)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类似英国普通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上引Rankin等人，pp.12－13）。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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