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选择理论的叙事，基于“个体自由”这一出发点，力图构造出理性化的社会选择过程。例如，该叙事要求“社会”的选择行为也呈现出与“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类似的“可传递性”，或者“非循环性”等等理性思维的“一致性”特征。但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已经揭示出，一群充分理性的个体对公共事务所作的选择，在相互间不存在专断性影响的情形下，很可能被“民主”过程汇总为“非理性”的社会选择(在阿罗定理中表现为“集体行为违背非循环性”，即公民投标对例如三个方案A，B，C的排序呈现A优优先B，B优先C，C优先A的投票结果)。 

    在绝大多数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阿罗定理由于揭示了“民主”的非理性特征，从而揭示出简单多数投票原则，以及这一民主程序的道德预设――“人人平等”的问题性。所以在阿罗的影响和亲自指导下，安托尼?东恩①完成了“旨在澄清与自由社会的民主相一致的基本价值排序”的博士论文。森的工作则可以看作是从“左”的方面接续了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他坚持认为人与人的主观效用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他的这一立场是任何试图为社会平等提供解决方案的努力所必须采取的立场，不论采取这一立场的学者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例如马克思沿着李嘉图思路论证毕生的“劳动价值论”，其要害正是试图找到“客观度量”具体劳动时间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客观价值”，从而社会得以“公正”地决定一切物品和劳动的报酬。这一思路导致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困境。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条件与人类普遍的道德状况实在不足以支持和提供劳动价值的“客观度量”所必须的信息。并且，由于人类“天性”恶劣，即便“客观度量”在技术上成为可能，随此而自然发生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计划(因为当客观尺度存在时，“市场”作为揭示价值的手段便显得格外浪费从而倾向于消亡)，会使计划者作为个人，受到权力的无可挽救的腐蚀，最终导致“民主”的瓦解与“自由”的消失。这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起点，正是“客观度量”主体价值的人类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在保守自由主义者当中，因博奔论基础理论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海深义(John Harsanyi)，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学传统，也提出了主体间效用的可比性原则。因为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伦理学的口号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其前提是社会成员的效用可以加总，不论是平等相加还是加权相加；不构建一个以全体社会成员主观效用的集合到一维实数域的映射关系，任何功利主义伦理原则都无从确立。然而海深义的保守自由主义直觉使他既无法接受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理论预设(“极大风险极小化”)，也不能接受传统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该原则的备受康德派伦理学批评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当船难发生时，为了多数人的生存，应当把其中“多余的”人推下海去)。目前，海深义正在撰写他自己创立的“新功利主义”或者也叫“规则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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