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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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日渐市场化的外部 环境。这一点己为事实所证实:在8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还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 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 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情 况:这一年的头4个月累计,国有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 盈利151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区问,企业库存上升,产 销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 上述情况说明,国有企业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研究中国18年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也就是 说政府总是在局面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才迫不得已背水一战,放手放权。18年前是农民 活不下去了,于是就放手让农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农村改革;在解决不了城市就业 的压力以后,就放手让人们自谋生路,于是就有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广东不是国有企业 重地,于是放手让它搞改革,搞经济特区;而上海因是国有企业经济重地,国家财政命脉所 系,前些年一直不让越雷池一步。而结果是放开一点就活一点,不让放开就死路一条。 应该说,国有企业陷人目前这种困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 绕开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一直是在外围作战,没有深入“病根”动手术。从浅层 次看,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得到抑制后,市场由供不应求的 “卖方市场”转为供求平衡直到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从而导致企业销售不畅的矛盾加 剧,产品积压上升,生产率下降,产销率偏低。针对市场疲软这一问题,1996年中国人民 银行连续通过取消保值贴补率和两次下调利率,指望此举刺激消费,降低产品积压率。但几 个月过去,看来收效甚微。针对企业者化、技术落后的问题,政府则采取注入资金,大搞技 术改造,对生产要素重新进行优化组合等方式,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在 所有的措施陆续出台以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构大调整、技术大进步、存量大流动的局 面。人们从各类传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 和资金挂账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 以步人良性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平均达70%)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 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 融危机。 国有企业现状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引起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谈到的所有权问 题和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问题,其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能不能相容 的问题。 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倒是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 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但在所有 权这一问题上如何改革,一直存在互相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 业才能救中国”,另一种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摆脱困境。这两种看法都把所有制的变革看 作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虽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却顽强地坚守“阵地”,“抓 大放小”的决策出台后,它只是丢了效益不好的小企业这一块已成为“鸡肋”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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