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 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 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际无人负责的理论。这种悖论是耐人寻味的。

    匈牙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