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检察院庭审前不再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和原始证据，而是由公诉人在法庭上负责出示，承担起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辩护方的作用可望得到加强，同时，由于控诉方力量过于强大，在必要时，法官应对辩护方予以帮助，保持控、辩双方的相对平衡，从而加强庭审的抗辩性，使法庭审判更趋于合理、公正。 具体说来，这种庭审调查权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讯问被告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开始审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根据这一规定，法庭调查时的讯问被告人，包括审判人员的审问，公诉人的讯问，以及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的发问。显而易见，讯问被告人主要由法官根据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而公诉人的讯问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问，都必须经过法官的许可。这种由法官主导审问被告人的调查方法，一方面导致将被告人当作审讯的对象，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法官和被告人之间形成了直接对立，因而不利于法官居中听取各方意见；另一方面造成法官代替公诉人进行追诉，与其裁判者的职责相背离，同时公诉人由真正的追诉者降为法官的“助手”，处于配合法官追究犯罪的地位，混淆了控、审职能。被告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其诉讼权利与其地位极不相称。他拥有的只是回答各种讯问、发问的义务，其诉讼主体性难以充分实现。总之，这种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与控、辩对抗和裁判中立的现代诉讼原理显然不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 条则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一规定对原来的讯问被告人的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革。法庭调查开始后，首先由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是法庭审判的基础，有助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从一个侧面了解被告人犯罪嫌疑的基本情况，为被告人展开辩护、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提供依据。因此，宣读起诉书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也是法庭调查的起始程序。然后由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即被告人若承认公诉人的指控，他应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被告人若否认指控，则可以作无罪的辩解，应给予被告人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至此，先有控诉，后有答辩，控、辩双方展开第一轮正面交锋，法官也就借此对案情有了初步印象。接下来，由被害人向法庭叙述自己受害的经过，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惩罚犯罪的请求，起到了补充控诉的作用，保障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控诉犯罪、保护自己的权利。接着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4 〕而是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为了更好地揭露犯罪行为，论证被告人应受刑事追究，其有权讯问被告人。讯问应针对其指控的犯罪，讯问的目的是进一步揭露案情。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不同角度向被告人发问，对于案情的进一步暴露案件的最终解决有重要意义，因此都是必要的。这些诉讼参与人向被告人发问，须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许可后即可发问，体现了法官的指挥庭审权。该条最后规定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即法官在指挥庭审的同时，对审理过程中有疑问的地方或者被告人在陈述时有表述不清的地方可以讯问被告人。法官的讯问是建立在各方陈述、讯问、发问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法官包揽审问的做法。在这一阶段，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控、辩各方的声音，法官则多听少说，认真听取各方发言，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总之，现行刑事诉讼法一改过去由法官主审、公诉人助审，其他诉讼参与人最后发问的方式而为先由诉讼双方陈述、公诉人讯问，再由被害人、辩护人和其他诉公参与人发问，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讯问的模式。这一新的模式有利于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减轻法官的负担，最终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实现诉讼的科学、民主与公正。 （二）询问证人、鉴定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审判人员、公诉人询问证人， 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询问证人最先并主要由法官进行，公诉人在法官询问之后作补充询问，最后，被告人等当事人和辩护人才可以申请法官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法官许可直接发问。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法官对证人的主导询问与其裁判职能格格不入，尤其是公诉人在法官询问后作补充询问，给人以审控一体共同追诉的感觉。被告人面对的是来自控审的双重压力，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而法官往往根据开庭前掌握的案情询问证人，极易导致先入为主、主观片面。又法官的过于主动使控辩失去活力，公诉人未能充分负起举证责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受限，从而大大减弱了辩护力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则规定：“证人作证， 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告知证人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慝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法官许可即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这就把询问证人、鉴定人的主动权赋予控、辩各方，有利于发挥控辩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保证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官在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询问证人、鉴定人，有利于法官既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又可准确查明案件真相。由过去法官主导型询问到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双方主导询问，不难看出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大大弱化及其角色的转换。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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