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普遍存在着”重公诉、轻辩护”的思想，更愿意相信追诉机关的意见，对辩护意见往往缺乏应有的重视。例如，对律师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即使律师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和线索，法官也不会举行专门的听证活动进行认真的调查，往往仅凭侦查机关或办案人员的一纸“情况说明”就轻易否定了“非法取证”的辩护意见。
(二)体制层面的原因
1.重配合、轻制约——司法流水线的作业模式。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即配合制约原则。这一原则所体现的刑事司法关系不是以控辩审三方组合为特征和基本构架的诉讼关系，而是一种国家权力运作的线型关系，三机关同为一条生产流水线上的不同车间。线型结构强调国家机关权力的互动，个人权利在这一结构中缺乏地位，代表个人权利的诉讼辩护人，其积极的诉讼作用难以确立。例如，法官判案往往倾向于公诉意见而不太注重辩护意见，即使后者有道理也是如此。如上所述，由于三机关作为国家“政法机关”的同质性和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配合制约原则在实践中更多的体现为配合而不是制约。过分地强调配合，尤其是要求法院与检察机关的配合不仅违背职能分工理论，而且会扭曲现代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破坏程序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合理的诉讼结构应是控、辩、审的三方组合，是一个等腰三角型结构，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居于其中、踞于其上是其基本要求。然而，在配合制约原则下，这些基本的程序要素都荡然无存，也难觅辩方的踪影，辩护职能被严重抑制甚至取消，被告人被沦为诉讼的客体。中立的裁判者过多地与控方搞“配合”，辩方的正确主张和合理意见欲与何人说？有谁堪听？又有谁来与辩方配合呢？他们只能孤单的面对携手合作、并肩奋战和装备精良的三机关了，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更无从谈起。裁判者积极加入控方的阵营只会加剧控辩双方原本的不平等，使公平游戏异化为一场弱肉强食的斗争。“在‘严打’等政策性要求的压力之下，刑事法官在实践中很难谨守法律的立场实现独立，而是在内部和外部结构上都更多地模仿了行政体制，在追惩犯罪方面有着与侦、检机关大体相近的立场，这些都对律师辩护意见的采纳，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②
2.“复印件主义”的起诉方式和“庭后移送案卷”制度——庭审裁判机能严重弱化。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案卷宗，而是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旨在削弱法官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强化法庭审判的功能。我国学者把这种起诉方式称之为“复印件主义”。然而，由庭前移送卷宗改为“复印件主义”的起诉方式真的能实现立法者所希望的防止法官预断的目标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检察机关庭前仍要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其范围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通常都是有罪证据，审判法官在庭前仍有机会接触到控诉证据并能仔细研读。其次，由于辩方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多重限制，加之来自《刑法》第306条律师妨害作证罪的法律风险，辩护律师大多不愿自行取证。这样庭前辩护律师几乎不能向法庭提供多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法官所能接触的只有控方的有罪证据，这种“单方面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在庭前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最后，1998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补充规定，其中就确立了庭审后3日内案卷移送制度。鉴于中国的刑事法庭很少有“当庭宣判”，绝大多数是“定期宣判”，这就使法官在庭审结束后裁判作出前能有充分的时间对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进行详细阅读，并把裁判结论建立在侦查案卷笔录的基础上。这无疑使法官不再重视法庭审理的过程，庭审不过成了对控方证据的展示和确认程序而已，对于庭审中没有听明白弄清楚的问题反正在庭审结束后还可通过阅卷方式继续审查。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法庭审理程序对于法院裁判结论的产生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法律仪式”③。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能够对裁判施加影响的场所集中在法庭上，当法庭审理成为一种仪式的时候，裁判结论就不可能建立在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而是来自于庭前的预断和庭后的阅卷，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法官来说已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认识论和心理学揭示的客观规律昭示：动摇已经形成的结论，远远难于在结论尚未形成之前施加影响”。④
3.“审判分离”的裁判方式——辩护流于形式。我国的刑事判决虽然是以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名义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然而，这些在法庭上聆听审理的人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终决定权，其背后的各种组织——享有审判权的和不享有审判权的才是裁判结论的真正决定者。首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当提交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审委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执行。审委会委员一般并不直接参加庭审，仅凭在有限时间内听取主审人对案情的口头汇报，通过会议的形式秘密作出决定。辩护律师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当面向其陈述辩护意见，当然也无法通过有效辩护对案件的最终决定者施加任何影响，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主审人汇报时对辩护意见的“厚爱”和“美言”上，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来影响审委会的观点。其次，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疑难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也是司法实践中流行的一种“审判分离”的裁判方式，当下级法院遇到拿不准、吃不透、定不了的案件时，通常会把独立的审判权拱手交给上级法院，寄希望于上级法院指点“迷津”，给出结论，然后遵照执行。在后来的庭审中，即便律师提出了正确的辩护意见也难以动摇上级法院已经给出的结论，因为不采纳律师的意见并不需要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但要无视上级法院的“权威”，胆敢违反上级法院的“指示”，将会面临诸如案件被发还改判、目标考核和错案责任追究等不利的后果。最后，政法委协调处理案件的机制使案件的判决产生于协调的结果，更多的是考虑案件以外的因素，而非案件本身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尤其是在当地社会影响大、舆论反响强烈的案件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