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则无法律依据；如不宣告其破产，则这部分外国自然人与以企业法人形态从事商品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外国商人，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得不到相同的保护。同理，如果我国公民以自然人形态在外国从事商品生产和经济活动，如果其严重亏损且陷于无力清偿境界，那么，外国法院能否依据其本国法律宣告其破产?这一破产宣告能否被我国法院得以承认并执行?诸如此类矛盾和冲突，只有待到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后才能予以明确合理的解决。

二、合伙企业破产制度设计的或缺。抑制了破产法的操作性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结合《合伙企业法》第92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合伙企业同企业法人具有相同的破产能力，也可以适用破产程序。但由于合伙企业在法律地位上不同于法人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也没有自己的财产。因此，在适用破产清算时，也应具有不同于企业法人的制度设计。而《企业破产法》却或缺了，导致合伙企业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适用实践操作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合伙企业的破产原因。破产原因是指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得以启动破产程序所必须的法定事由。鉴于合伙企业与法人具有相同的破产能力，其破产原因也得共同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条的规定，即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欠缺清偿能力。但是由于合伙人对合伙债务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若套用以上的破产原因，就会产生以下两个模糊问题：“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针对合伙企业而言还是包括各合伙人?“资产不足以清偿”是仅指合伙企业的财产还是包括各合伙人个人财产?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在判断合伙企业是否达到破产界限时要否考虑各合伙人的偿债能力。对此，《企业破产法》并没有作出不同于企业法人的规定，在实践中自然就会影响到债权人破产申请时的举证问题，也给法院的审查带来很大的困难。
就合伙企业的破产原因，立法上存在两种体例：一种是以合伙人皆不能清偿债务为标准。我国“台湾法院”的一个判例曾这样裁定：“合伙如欲请求破产，必须于各合伙人皆不能履行债务时，始能为此请求，盖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各合伙人犹有家产可以充偿者，自属不能允许。”另一种是不以合伙人皆不能清偿合伙债务为准，只要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就应当认定合伙企业破产，原因是合伙企业具有独立于合伙人的财产，能够而且应当对自身债务承担责任，在破产原因的认定上无须涉及合伙人。笔者认为，基于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与企业法人的出资人在承担责任的形式方面不同，在破产原因上也不应完全相同，应在企业法人破产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合伙企业的破产原因是否涉及合伙人，以解决合伙企业适用破产清算的程序要求。
(二)关于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企业破产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破产财产的范围，包括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同时31条规定，破产管理人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追回一部分破产财产。关于合伙企业财产的判断及范围问题，英美国家一般认为，“合伙企业的财产是合伙人同意属于合伙并为合伙目的而被使用的财产。”我国《合伙企业法》也在第20条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它财产为合伙企业的财产。
由于合伙企业不像企业法人的“资合”，它更多地强调“人合”，所以法律对其经营管理方面的规定也多表现为任意性规范。如在出资方面，《合伙企业法》第16条规定可以以劳务出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又如，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方面，《合伙企业法》第26条规定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同时，由于合伙协议只是内部权利制约的依据，为了不影响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性，《合伙企业法》第37条又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规定适用于破产清算时，就会产生以下问题：合伙人既然可以以劳务出资，而劳务只是一种创造价值的过程，它能作为破产财产的范围吗?内部权利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破产管理人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1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吗?这些都是实践中的难题，如若不对合伙企业的破产设定相应程序，又如何“参照适用”。

三、金融机构破产的前置程序，削弱了破产法的衡平性

《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须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提出，意味着为金融机构的破产设置了须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么一个前置程序，可谓用词谨慎。这恐怕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是金融业在我国长期被看成是一个特殊行业，它们不仅进行高负债经营，而且其业务也涉及到人数众多的客户的隐私和商业秘密，被认为是不能进行信息披露和公司化动作的一个行业，一旦破产，容易引发挤兑等金融风潮和动荡现象，影响社会稳定。第二个考虑是我国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要求有一套完善的市场机制，包括市场准入机制、市场监督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机构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这一特殊规定，存在着市场主体的不平权性，有悖市场竞争规律。
第一，在大的法律框架中，破产法应该适用于一切企业法人，当然也应当包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作为企业定性的必然要求。其实，市场经济环境下，优胜劣汰是必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五次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市场经济中，金融企业应当有生有死，存在着优胜劣汰，如果没有优胜劣汰，就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各主体进入市场时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享有公平的竞争条件和平等的法律保障，并拥有均等的淘汰机会。因此，市场经济同时又作为一种法制经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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