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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