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的认定，赔偿程序的遵循，举证责任的分配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以解决，仅试图通过适用民法通则对受害人予以民事赔偿不过是空谈。因此，相关措施的采取是弥补法律缺失的最好办法，而对证券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予以细化则是合理路径，包括确定受害人的范围，确定受害数额，规范诉讼程序等。证券法规定，对内部交易行为，可以实施市场禁入措施，也可以吊销从业资格。证券监管部门需对内幕交易行为严格监管，对违法者适用行政责任予以处罚，防止行为人为了追求私利而实施内幕交易行为，既可以达到行政监管的目的，又可以防止行为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
(二)加大证监会的监管力度
和美国的证监会相比，我国证监会的权力弱了很多，在当前证券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这非常不利于对市场的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独立于美国行政当局，同时还具有以下法定执法权：1．有调查权，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任何信息；2．有权不事先通知被调查者即可直接调查其财务、银行账户；3．有权申请传唤当事人，不接受传唤的被视为违法；4．有权申请永久或临时的限制令或强制令，有权申请禁止令和履行令。中国证监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上述的法定执法权，这种执法权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为其监管带来了难度。另外，我国的证监会隶属于国务院，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会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证监会的监管力度。为了强化证监会的作用，赋予其更多权力、摆脱相关部门的制约，应是证券制度改革的方向。比如，赋予证监会以民事诉讼主体的地位，使其可以直接起诉内幕交易者，判决结果及于每一个受到损害的投资者；证监会独立于行政机关，直接向人大负责，无论是财物或者人事都和政府部门无关；更好的协调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制约和配合。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证券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证监会的监督部门，也就是说，如果证监会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哪个部门予以规制和管理、应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清楚，而这可能会导致监管部门的权力处于不受监督的情形之下。其实，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证监会还是行政主体，因此，针对行政人员违法犯罪而厘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可以适用。当然，鉴于证监会的违法犯罪属于相对特殊的行为类型，需在相关法律中予以特别规定，才可以更好的规范和约束证监会的监管作用，这也应该是立法者努力的方向。
（三)实行信托责任
所谓信托责任就是全体股东将上市公司的经营权托付给大股东和管理层，大股东和管理层依委托代理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视同自己所有财产来管理、经营公司资产，并在此过程中谋求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最后将委托管理的资产及收益交付给股东的义务。信托责任是西方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反过来，它又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证券市场至今还没有引入信托制度，这也是内幕交易罪多发的原因之一。至于如何确立信托责任，仅仅强化管理人员的道德素养远远不够，还需建立相关的制度，比如引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在证券市场上，由于投资者和管理者在对交易信息的了解上有很大差距，因此，这为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获利提供了便利，并且，由于投资者的信息闭塞，他很难对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证。如果按照民法上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投资者很难在诉讼中获胜。而辩方举证则为投资者便利诉讼提供了条件，既为投资者提起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为人的内幕交易行为。另外，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导致损害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犯罪不能比拟的，因此，采用民事诉讼上传统的代表制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利于对行为人进行合理处罚，引入集体诉讼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它不但可以使所有受到损害的投资者都得以赔偿，还可以达到严厉处罚行为人的目的。为了从根本上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在全流通时代健康发展，必须推行严刑峻法，严格上市公司后续标准，从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两项内容对上市公司实行动态管理；提高违规成本，与此同时在证券市场实施“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的举证制度，努力降低公众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增加他们的监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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