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政法总论体现了减轻思维负担、企业自主权的需求，使得我国形成了以命令-控制型权力为主要规范对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权利为中心的行政法。[3]但随着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化，在秩序行政法框架下构建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显得多少不敷现实之需。因此行政法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研究方法的改革，[4]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不失为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
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贴近现实，寻找出问题的因应之道，同时还有利于从具体领域中累积学术素材、学术论点、学术进步，来印证、反思与发展行政法总论。近年来我国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在警察、都市、企业主动召回制度，可以此为素材，对责令召回制度的法律性质、适用条件、信息公开及后续保障措施加以研究。[33]（3）现行《药品管理法》第76条第1款、第83条、第92条第1款设定了“一定期间内禁止从业”、“一定期限内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行业禁入制度，在《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设置了与之类似的行业禁入（debar）制度，在《英国药品法》中设置了与之相近的剥夺资格（disqualification）制度。可考虑行业禁入是一种怎样性质的行政活动方式，并对行业禁入的适用范围、适用期限、裁量因素、适用程序及救济措施展开更具一般性意义的研究。
论坛》2008年第2期。
[8] 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0页。
[9] 参见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localhOsT
[10]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7页。
[11] 参见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发展方向论略》，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2] 参见宋华琳、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初探》，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3] 参见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4] 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15] 参见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16] 参见王晓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药品质量公告》，载《中国医药报》2009年8月11日。
[17] 转引自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8]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1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第28号，2007年7月10日公布，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食药监注[2009]17号，2009年1月7日公布并施行。
[21] 《吴仪在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szb/zhibo9/content_521888.htm（2009年12月7日11时18分最后访问）
[22] 参见宋华琳：《论营业自由及其限制——以药店限制距离事件为楔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3]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13页。
[2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9号令，2007年12月10日公布并施行。
[25]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页。
[26] 参见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27]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1月10日，国办发[2008]123号文。
[28] 参见周汉华：《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载吴敬琏主编：《比较》总第41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29] 参见李洪雷：《依法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载《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
[30] 参见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
[31] 参见宋华琳：《中国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7期。
[32] 参见叶平：《行政公告研究》，载《法学》2005年第3期；王周户、李大勇：《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33] 参见王青斌：《责令召回的法律解析——行政法视角的思考》，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4] 参见宋华琳：《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研究》，课题报告，2009年10月31日修订后提交。
[35] 参见宋华琳：《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