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能力决定。这是制定宪法权利的终极标准。¨对于那些尚未转变为宪法权利的人权并非不为公民所享有，只是尚未受到宪法的保障。随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某些尚未受到一国法律体系保障的人权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时，宪法理应将其予以规定和保障，并通过具体的法律部门来完善这种保障制度。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基于一国客观现实的需要而非人权公约的规定。当然，对于那些“最低限度的人权”，宪法必须予以保障，否则，就很难说此宪法乃一“良宪”。
因此应当充分考虑借鉴世界各国公民宪法权利立宪的有益经验，根据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通过修宪方式将与国际人权公约相比较而缺失的普适性权利确认在宪法中，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若干具体法律加以保障，完备我国的宪法权利文本规定。
(二)健全的宪法权利保障机制
任何权利仅有宪法上的确认还未能得到切实保障。在现代社会中，宪法只是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提供了依据，并不意味着有了宪法权利就可以得到保障。公民权利作为个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主体性地位的法律反映，其实现主要是依靠每个人的积极追求和努力。但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组成成员，个人权利的实现还是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一是其他个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二是国家和社会还要积极地去创造条件，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三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需要国家给予救济。可见，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运用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国家权力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其保护公民权利实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时刻存在着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危险。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却无法将其彻底抛弃或废除。这就可能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使得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希望通过宪法实施，使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全面和充分地实现与保障，使宪法真正成为权利的保护法。
这就需要一定的宪法权利保障制度来负责解决。通过宪法权利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协调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使国家权力在宪法限定范围和界限内有效行使，从而实现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限度的享有。就我国目前的情形，侵犯宪法权利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立法侵权和一般行为侵权。《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已使立法侵权救济制度有了相应的完善，特别是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尤其有意义。因此我国的立法侵权救济制度已初具规模。而一般行为侵权本可以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由审判机关来加以解决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宪法权利并没有在最高法层面得以实践。这样就使得公民个人既不能直接援用宪法权利规范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不能把宪法权利规范作为裁判的唯一依据。而且由于宪法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否定性规定，法律对侵害的防范重点是防范一般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侵权行为，而对国家权力机关侵权行为的防范规定得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社会各式各样的违宪侵权行为大量存在，这些违宪侵权现象既有来自一般社会成员等私权利主体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更主要的是来自国家权力机关及工作人员等公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司法救济模式主要用于防止一般社会成员等私权利主体的权利侵害行为，而不包括权力机关的侵害行为，这种模式使公共权力在实际运行中难以受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也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和保障。
因此，完善我国宪法权利保障机制的关键，是要尽快建立行为侵权的救济制度，授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纠纷的案件时，在穷尽其他法律救济手段后，仍不能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可以适用宪法，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如果审判机关在适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发现有关法律法规违反宪法，可以按《立法法》的规定使之进入立法侵权救济程序，通过立法侵权救济体制进行审查。待宪法监督机关作出相关处理后，再恢复诉讼。这样就建立起了行为侵权救济制度与立法侵权救济制度之间的联系，待时机成熟后，则可以通过修改《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建立打通行为侵权救济制度与立法侵权救济制度的机制，从而形成一个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的宪法权利保障体系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