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其实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要求，辨认笔录的使用也必须符合证据规范。对此，域外国家立法大都对其进行了规定，司法实践中也不断通过判例对其加以修正；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应当改进我国的辨认制度、明确辨认的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除非列队辨认使用屏幕，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列队辨认的地方，证人所讲的和对证人讲的一切，必须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朋友或适当成年人的视力或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发生)。守则d附件a10规定，当犯罪嫌疑人被带到执行列队辨认的地点时，……列队辨认开始之前，犯罪嫌疑人有权从他的律师或朋友(如在场)征得法律建议。在美国，united states v.wade一案首次触及辨认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问题。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犯罪嫌疑人在被要求列队辨认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列队辨认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未到场，那么便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第六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权利。之后，在kirby v.illinois案与moore v.illinoi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限制了韦德规则的适用范围，认为韦德案中的审前列队辨认并非诉讼关键阶段，律师在列队辨认时的在场权应被用于包括以正式指控或预审听证方式启动了的程序在内的对抗式刑事诉讼程序开始或启动之后。虽然在辩护权保障问题上，美国受联邦最高法院程序理念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但在本质上它还是在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维系一种合理的正当程序。辩护权在辨认程序中的引入无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辨认主持者的不法暗示，避免辨认主体的错误认识。lOCAlhosT
3 被辨认人的相关知情权与要求主体中立(禁止诱导)权。在英国，被辨认人享有较多的知情权。如对证人描述细节的知情权和辨认结果的知情权。在辨认中，辨认人的指认或辨认意见都要明确地表达给犯罪嫌疑人及在场的律师和见证人。如果证人因紧张或恐惧而不愿意接触犯罪嫌疑人，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安排辨认。但是，辨认意见应明确地表达给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在场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2.0规定，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最初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须被记录在案，且必须是在该人辨认之前。记录为任何形式，……即能从中获取最初由证人描述的细节，并可将其制成书面形式，以便依照本守则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师。《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附件a19规定，对列队辨认必须用彩色进行拍照或制作录像，如当事方提出要求，照片或录像的副本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师。守则d附件b7规定，在给证人放映制成的录像之前，应先给犯罪嫌疑人及他的律师、朋友或适当成年人合理的机会观看此录像。守则d附件a16规定，如证人在列队辨认结束后才决定辨认结果，犯罪嫌疑人、他的律师(如在场)、翻译或朋友须被告知辨认结果。守则d附件a18规定，最后一个证人离开现场后，负责辨认的警官须问犯罪嫌疑人是否希望对列队辨认发表任何意见。
在辨认过程中，如果辨认程序的主持者对被辨认人有偏见，或者给予辨认者不必要的或充分的暗示，将极易造成辨认结果的失真，损害被辨认者的程序平等权。据此，在辨认过程中，被辨认人享有要求辨认主持者保持中立和不得暗示的权利。在英国，针对组织辨认的侦查人员而言，在任何辨认过程中，组织辨认的侦查人员都不得以某些语言、动作、表情等任何方式进行暗示或诱导，使得辨认人作出某种回答。在美国，禁止诱导是与正当程序理念结合在一起的。在stovall v.denn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依据当时的一切情形显示出：辨认程序存在对辨认人不必要的暗示，而且助长了无法弥补的错误辨认机会，依据正当程序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什么是具有充分的暗示性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出于辨认的目的，犯罪嫌疑人被单独辨认，而不将其置于列队辨认之中已经受到了广泛地谴责。”而且一些非法的列队排序方式也足以构成充分的暗示性。在俄罗斯，刑事诉讼诉讼法典也规定，辨认组织者不得提出任何诱导性问题。
4 违法辨认的救济。基于人权保障原则，对于侦查人员违法实施辨认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失的，应当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在这方面，美国建立了违法辨认排除规则，即在辨认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辨认，其辨认结果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美国诉怀特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确认，在审判之前的列队辨认中，被告人具有律师在场权，如果律师不在场，则该辨认所取得的结果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在stovall v.denn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依据当时的一切情形显示，辨认程序存在对辨认不必要的暗示，而且助长了无法弥补的错误辨认机会，依据正当程序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刑事辨认笔录的运用

(一)辨认笔录的法律定位
关于辨认笔录的法律定位，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1)辨认笔录应当分别纳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种证据中，而不应将其作为案卷中的其他证据材料。原因在于：辨认笔录中的辨认主体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种证据提供主体完全相同。其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通常以询问笔录的形式体现，而犯罪嫌疑人供述除亲笔书写外则以讯问笔录的形式体现。可见，无论是询问笔录，还是讯问笔录，均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外在记载形式，并未改变其作为该种证据的内在本质。虽然在获取形式上，参与组织的过程等外在表现方面存在差异，但这无法掩盖证人的辨认笔录与证人证言、被害人的辨认笔录与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笔录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即均是对同一待证事实的证明。(2)因为考虑到辨认所固有的缺陷，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辨认的程序，也没有将辨认结果列为证据，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以辨认结果为定案的根据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辨认笔录本身就不是证据，只不过是查明案件事实的辅助手段而已。(3)在辨认笔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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