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由朝臣集议而判的“朝臣杂议”制，与“慎刑”思想密不可分。宋朝建国之后，在刑罚方面废除前朝的刻峻之法，以儒者为法吏，务存仁恕之制。在法制规定和官吏的任用方面，比前朝宽减了许多。宋太祖曾下诏：“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12]以此作为刑罚的原则和方针，强调慎刑。宋代碑铭《劝慎刑文》中说：《易经》宣称：“有道德的君子应明察案情，审慎用刑，并且不留滞讼诉案件。”意思为：凡是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的官员们，都应当既明察案情又审慎用刑，并且不滞留案件。宋朝曾“令诸州十日一虑囚”，且诏“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12]以表示对刑法的慎重。从中央司法机关来看，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及审刑院四个机关组成。大理寺是主要的审判机关；刑部是行政兼理司法的部门，享有比大理寺更高的审判权；御史台除了具有司法监督的任务以外，还有审判重大疑难案件的职能；审刑院作为审判复核机关，对于大理寺所判的经过刑部复核的案件，再次进行更为详细的复核。四大司法机关常常联合办案，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朝臣杂议”的会审，并且经过二级复核，其细致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超过了唐朝。毫无疑问，这种“朝臣杂议”制是宋代“慎刑”思想的集中体现。元代的“约会”制源自蒙古统治者“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治国策略。当蒙古帝国建立后，面对众多不同生活习惯下的各民族，完全实行单一的统治手段是行不通的。复杂的法律主体——不同民族民众之间发生法律纠纷，就得综合考虑不同的民俗习惯，所以得召集不同民族的管理人员“会审”，即用“约会”制度加以解决。因为不同民族的管理人员对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是了解和精通的，这实质上是元朝慎重适用法律的表现。

明初宰相制度废除后，重新调整了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三法司等中央司法机关的职权，即明朝“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7]。这里，刑部变为中央主审机关，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主审机关变为复核机关，都察院职掌纠察，构成了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向皇帝负责的中央司法机构体系。尽管在明朝中后期，厂卫干预司法，但对于死刑案件的管理更加严格，出现了会审的典型代表——每年一度的朝审制度，对于死刑案，在正常的大理寺复核之后，每年的秋冬季以三法司、九卿、大学士等高级官员组成审判庭，再次进行审录，并奏报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对司法审判和监督机制的重视，对案狱审理及刑罚处置的慎重，这是明朝统治者“慎刑”思想的体现。此外，从《明史》、《明实录》以及《续文献通考》的大量记载来看，明代各种会审制度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不外是强调“人命至重”，不可草率定案；君主仁德爱民，慎刑恤狱等[13]（p.409）。
清朝进一步完善了会审制度，也与“慎刑”思想有关。对此，《大清会典事例》里有记载。雍正二年，在谈到会审制度的代表——秋审时，雍正说：“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从来帝王于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以本宽仁”。“以本宽仁”就是“以宽仁之心去行严格之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到凡情有一线可原者即入缓决。乾隆帝对此也曾指示要施“法外之仁”、“以昭慎重”，并一再申明，秋审要“寓宽于严，执法才可平允”，并以此来向民众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注释14：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在位期间，清朝处于盛世时期，司法方面也显示清明和公正，强调慎用刑法。上述两位皇帝关于“慎刑”的论述分别记载于《大清会典事例》第八四六和第八四九卷。）雍正与乾隆两位明君的慎刑主张是清朝会审制度得以完善的思想基础。
可见，我国古代会审制度的形成与统治者所主张的“恤民”和“慎罚”等慎刑思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历朝历代的会审制度无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统治者的“慎刑”精神。
（二）行政兼理司法的另类表现
从会审的参与人员的身份可知，古代会审制度是由君主政治体制决定的，是中央层面行政兼理司法的另类表现。因为中国古代君主及其统治往往要依赖一个专制政体和一套制度，其中一方面就是“重大政事及决策须经由重要官员参加的朝议议决，以期国家决策符合法定程序”[14]（p.12），也就是古代君主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议决要集中众多臣僚的意见。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古代职官的设置，并无严格的权力划分。就司法而言，名义上三家分掌，似有分工，实际上联合办案，共同审判[15]（p.4）。但并非全是由法官审判，所以巩富文先生1992年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文章《中国古代法官会审制度》的题目及它对“会审”的界定（注释15：巩富文认为：“会审，是指中国古代对某些重大、疑难或特殊类型的案件，采取由若干法官会同审理的一种审判组织制度。”见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会审制度”，《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中的“法官”都应作广义解释。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概念，古今有所不同。传说最早的法官是尧舜时代的皋陶。而最早载有“法官”一词的文献是战国时期的《商君书.定分》，即“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置一法官及吏”。法官掌管法令，“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以后就一直以法官作为司法官员的通称。但是，具体到各个朝代，对法官的称呼又有所不同，诸如商周的司寇、秦汉的廷尉、北齐的大理及后来的推事、判官、司理、司法等。然而，古代的法官与今天的法官相比，不是一个概念。古人将专职法司事务的官吏称为法官，他们虽然在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权却在行政长官。（注释16：参见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转引自信春鹰：《公法》（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有学者认为《商君书》中的法官“并非负责审判，而是代表官方掌握法令，并负有向百姓宣传、告知的义务”[16]（p.503）。显然，古代与今天的法官职责相去甚远。
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的分析，认为，在传统中国，司法行为的运作是与整体的政治运作过程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中，各个机构的分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