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妇女的法律地位是研究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衡量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标尺。孟德斯鸠说：“欧洲人认为，使心爱的女人不幸，不算厚道；亚洲人则认为，制裁女子，乃自然给予男人的特权，如果放弃，那才有点卑贱。” 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臣服者、侍奉者而出现的，她不过是作为男性的附庸、一件私人财产的形象出现在文学的百花园中，造就了其在婚姻、家庭中卑微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伦理观念的进一步强化，理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广泛渗透，妇女的地位就更为低贱。按照社会学中对女性“角色”的理论，妇女按角色划分可分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种，而不同角色的女性其社会地位、法律地位又有着不同的体现。本文试图从明清小说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仅探讨古代在室女的法律地位。

论文关键词 在室女 人身权 缠足 财产权

一、在室女的人身权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中国一直流行着“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的观念。从出生到老死，女性始终受着极度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无论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中均没有独立的自我，不具备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将妇女完全变成男人的奴隶和附庸。
（一）人身自由权
古代女子的活动天地主要是在家中，而根据“男女有别”的原则，伦理上要求“男女授受不亲”，不允许女子婚前与男性自由地接触。LoCalhost有条件的家庭，女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家长就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将女儿的活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闺房内，让其接受一些妇德、妇功等方面的教育，浩如烟海的闺训就是专门写给女性看的。如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规定：“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亲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违者重罚其母。”
除了唐代对女子约束较少，其余朝代，女性谈不上拥有人身自由权，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管束。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根本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的机会，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更谈不上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与个性解放。
而关于在室女的名分，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在室女“未嫁从父”，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另一方面，受“长幼有序”的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姊），不仅对年幼之女（妹）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即使对年幼之男子（弟），有时也有优势 。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 明清对于“诸殴兄姊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基本相同。可见，明清在室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祖辈、父辈，而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则主要依照“长幼之序”来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二）受教育权
在男女卑贱地位不同的情况下，相应的教育的内容也有天壤之别，实行双重标准。对于家境富裕的大户人家来说，对男子从小就进行四书五经等方面的教育，使其走仕途经济之路，适应“主外”的需要。而女子，由于其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因此其教育目的就是“事夫”，如何更好地成为“内务”的角色，因此对于她们的教育就是传授一些生活经验，让其接受“妇德、妇功、妇容、妇言”等方面的教育，为日后出嫁能胜任婆家的家事做准备。
汉唐以前，由于社会风气的宽容，妇女还能学习一些文化，写诗作画。而明之后大肆宣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反对女子学文化，接受教育，使得大多数妇女只能做一些家庭琐事，依附于人，更便于封建男权的专制统治。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即便是学习，也主要是学习诸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让女子接受教育，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而是一种奴化教育，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三）健康权
女性在身心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南宋朱熹做官时就曾下令女子缠足，以疏远男人，后发展为谁家女儿不缠足便不好嫁出去。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孟子力倡“男女授受不亲”。缠足，作为一种残忍野蛮的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方式，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极端形态，不过是为了满足男性变态的审美观和变态的情欲。
缠足，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国粹”，是把女子的脚用布包裹起来使其长成一种特殊的形式。不少学者认为，缠足始于五代，宋代开始推广，盛行于明代，一时成为当时贵贱的一种标志，到了清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 明清小说中关于女子缠足风气的描述非常之多，如《板桥杂记》中所记载的名妓顾媚等就因缠有小脚而为时人所称道，而《金瓶梅》里则充斥着大段大段对女性纤足和鞋袜的描写。缠足风俗由来已久，为什么到了明清反而愈演愈烈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迎合封建男性病态的审美观和性别压抑
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是男性中心意识登峰造极的时期，传统的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这个时期似乎已经不足以满足男性狂热的压抑女性、贞操至上的要求，它还需要寻求明确的外化形式作为载体，缠足可以说就是最残忍的一种表现形式。清末爱莲居士道：“妇女必缠足，否则强壮如男子，为丈夫者不能制服也。” 这恐怕才是男性社会要求女子缠足的根本动机，以非自然的极端形式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其性质实际上与古代法律将罪犯黥首以限制他的活动，使其区别与一般民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这方面来讲，缠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性别压迫的标志。
明清时期的女性美观念带有强烈的男尊女卑和女性私有化的倾向，汉唐时期那种丰腴饱满、雍容挺拔的女性形象不再为明清人所接受和喜爱，而是转为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红楼梦》中令人不敢出气的美人——“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女子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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