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品格证据，但其对于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申请取保候审时，除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硬性条件外，一般申请人都会提供一些证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例如，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属及其所在的社区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家庭生活中的良好表现；被害人家属因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认罪悔过的态度而出具的谅解书；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在的单位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等良好表现……而案件的承办人则会在审查分析全案的基础上，综合查明嫌疑人或被告人为偶犯、初犯还是惯犯，以及是否有前科劣迹等情形下，判定对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这恰恰符合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较为全面的界定。

实际上，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都可以通过品格证据来加以明确。无疑，这也迫切需要我国在刑诉法中对于“品格证据”做出明确界定，从而有效的指导司法实践，避免给办案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宽严掌握不一致情况。
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取保候审制度一般适用保证人保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必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虽然法律规定了保证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但却忽视了保证人的信誉问题。一个信誉很差的人即使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条件，也不会为我们所信任。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人保证制度中也应当引入品格证据规则。
（三）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应用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在具体的量刑过程中，刑罚的尺度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目前在一部分案件中，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至法院时会制作量刑建议书，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综合考虑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的情节；是初犯、偶犯还是累犯、惯犯；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等情节，从而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
由此可见，品格证据在对犯罪分子进行量刑的过程中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理、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犯罪往往是偶然的，多出于冲动。大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并不大，可塑性也较强。正是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我国法律在对待犯罪的未成年人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7条及第15条也都涉及到在办案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品格证据”的内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特别程序”一篇，在第一章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以上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我国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上区别于一般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处理案件时会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审查。全面调查原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审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掌握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 通过全面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从而准确的定罪量刑。由此可见，品格证据材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三、相关完善建议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品格证据的内涵及精神。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品格证据的情形亦非常多。可遗憾的是，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积极探索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时，品格证据却还远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品格证据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及适用规则，可能会导致实践中适用的混乱。因此，建立适应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品格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在刑事诉讼证据种类中增加品格证据一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品格证据的概念加以明确，其内容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内涵的归纳。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品格证据在多数情况下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品格证据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偏见，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也非常谨慎，制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及如何适用应当加以明确。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外，在对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审查过程中应尽可能的排除不良品格证据的适用，这也符合我国罪刑法定的原则。对于犯罪分子良好的品格证据，应当允许提出。而在定罪以后量刑之前则可以引入品格证据，分析其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方面，从而正确的量刑。鉴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与一般成年犯罪人相比，应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品格证据作出更加全面的细致的调查，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其品格证据。
再次，在取保候审制度中，以品格证据为主要依据，确定不得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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