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台、涉外的送达，采用这种方式还较少，仍然处于试验阶段。人民法院应当在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的载体上，注明联系电话、传真号码或者其他联系方式等，并要求受送达人在收到后应及时予以明确回复，以便确认受送达人已经收悉以及收到的日期。该方式虽未大规模的普及，但相信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六）公告送达
当人民法院采用前述方式均不能送达或者台湾地区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可以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前述各种送达方式的补救手段，但也存在弊端，因为两岸消息无法良性沟通的客观事实存在，两地的民众难以看到另一方的报纸或其他公告载体，这不利于维护受送达人的权益。然而要求穷尽其他一切方法才能使用公告送达，又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导致送达周期过长，诉讼效率低下，不利于保护其他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建议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来判断在何种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以便兼顾各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以及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
（七）委托送达
人民法院可通过协议确定的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方式，请求台湾地区送达。 下文将对此详述。

三、大陆关于送达文书司法互助的完善建议

根据《协议》第七条，两岸协助送达司法文书成为双方应尽的义务，均应制定相关的规定，明确应对方请求送达文书时的操作流程，尽最大的努力互相协助，并应在三个月内将结果反馈请求方，如执行了送达，无论是否送达成功，均应及时寄回关于送达情况的证明资料，如无法完成请求事项，则应说明理由并送还相关资料。
为了确保《协议》中涉及人民法院有关送达文书司法互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和顺利实施，《规定》应运而生，其中对相关司法工作应遵守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具体办理程序和相关保障措施等进行了全面规范。
大陆涉台文书送达司法互助的相关规定已经初具雏形，但笔者仍有两点完善建议：
（一）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
《协议》中规定，“司法互助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何谓“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很多法律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中均有类似规定，但均未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定义。对此界定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但在具体操作中，则容易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指导性的界定，或对相关法院引用该规定拒绝司法互助的，高级人民法院应要求其进行说明并审查，如认为仍需进行送达的，相关法院仍应送达，不得拒绝。
（二）《协议》规定
人民法院协助台湾地区法院送达司法文书的，不得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笔者认为，是否采用公告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应一概否决。如穷尽了我国规定的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应通过两岸的联络渠道告知台湾地区，由其决定是否需要委托大陆进行公告送达，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大陆地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四、两岸文书送达司法互助的现状与展望
自从两岸就司法互助签订相关文件后，双方均已通过委托送达的方式进行了司法文书送达，两岸送达司法文书的渠道畅通，切实有效的保障了受送达人的程序权利，并有机会参与到案件的调查和审理中，使法官能够更为全面的了解案件事实，进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合理判决，也有利于案件审结后裁判文书在两岸的认可和执行。据统计，截至2011年5月底，大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协助台湾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案件10200余件，大陆地方各级法院请求台湾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案件200余件，而这当中，福建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最前沿，各级法院共办理协助台湾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案件3889件，约占38%。相信随着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的融洽，司法互助的优势能够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而各个方面，不单单是文书送达，其他方面的司法互助制度也将逐步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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