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一般不再有积极赔偿的动力。豏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更是可能会采取转移财产或者其他方法来逃避赔偿责任。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如此，当被告人采取各种方法逃避承担赔偿责任时，被害人可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纸“法律白条”！

三、“赔钱减刑”对刑事被害人救济的价值

“赔钱减刑”的根本出发点，不在于帮助刑事被告人逃避刑罚，而在于保护被害人，对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赔钱减刑”的经济价值
“赔钱减刑”的产生，源于对刑事被害人地位的关注，它对于刑事被害人保护的价值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一方面，相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通过“赔钱减刑”制度，被害人更易于获得赔偿。“赔钱减刑”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无需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准备，在相关执法人员的主持下，双方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对赔偿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赔钱减刑”更易于取得让被害人满意的结果。在“赔钱减刑”过程中，被告人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往往更愿意在赔偿数额上作出让步。此外，在刑事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出于对长期监禁或者死刑的恐惧，争取“减刑”成为他们积极赔偿被害人的动力，从而可以避免“执行难”的问题。
（二）被害人的利益恢复价值
“赔钱减刑”是伴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认为，“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这种以被害人为导向的恢复，强调通过补偿被害人因犯罪所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修补其因犯罪而形成的心理创伤，以恢复其原有的和谐和安全感。“赔钱减刑”正是一种以恢复“被害人的正义”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司法制度。
首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自愿与被告人就民事赔偿进行协商，其是否自愿对“赔钱减刑”有决定性的作用。若被害人拒绝协商，便意味着被告人通过“赔钱”获得“减刑”的目的告吹。一定程度上被害人成为了追究犯罪人民事责任的裁判者，这种地位上的优越感可以使被害人切身感受到程序的正义。
其次，“赔钱减刑”采用相对平和的对话方式，避免了法庭上剑拔弩张的对抗。犯罪行为是已经发生而且无法避免的事实，对抗无益于被害人的利益恢复，反而又是一次精神上的刺激和伤害。通过“赔钱减刑”，被害人可与被告人直接会面，不仅可以让被害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言语上的宣泄，帮助被害人平复被害后的焦虑和仇恨；也给被告人一个面对面向被害人表达歉意的机会，这将使被害人的心理受到很大的慰藉，这种精神抚慰和心理平衡作用是任何物质补偿都无法替代的。
（三）预防犯罪的价值
对于犯下重罪的被告人来讲，不论情节，不看是否悔罪和其他表现，一律处以极刑或者长期的监禁刑并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犯罪预防。如果罪犯了解其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今后会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赔钱减刑”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使被告人能够深切体会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也消除了其对刑罚的排斥和敌视，能够积极地承担责任，认真改造，不再犯罪，这种个别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苛的刑罚所难以达到的。
同时，“赔钱减刑”减轻了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它兼顾了被害人的精神和经济利益的恢复，保证了被害人尽早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中来，从而淡化了其对被告人和社会的报复心态，降低了被害人或其家属成为新的犯罪人的危险。

四、结语

不可否认“赔钱减刑”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保命或者争取减刑，被告人及其家属可能会不择手段地逼迫被害人签署“赔钱”协议，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新的诱因等等。但不能因此就将其扼杀，一项司法制度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取决于其能否得到良好的实施。因此，建设相关的配套制度，不断地完善相关的程序设计，才能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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