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法律上合理定位数字图书馆
实践中，数字图书馆制作者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对数字图书馆进行建设，因此法律对其提供有效的保护则显得极为必要。但是从目的上来看，我国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广大的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而使版权作品能够最大限度的被使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置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放任数字图书馆对作品的免费使用。从性质来看，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作品的传播者，其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应该获得法律的认可。但我国数字化图书馆著作权集体管理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相关立法中也没有对数字图书馆进行合理定位，这无疑逼迫后者有利于传统的作品传播者的范畴之外，因此，明确数字图书馆作为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相关版权集体管理规则。
（二）规则上合理定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性质上有两种：一位民间性组织，一为官方性机构。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一般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定性为民间组织，且该类组织之间处于竞争关系（发达国家中一般有多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虽然我国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定性为民间组织，但学者们则倾向于认为其实为半官方机构。而根据学者理解，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较大的权威，这不仅仅体现在相关规则的制定权上，还体现在收益分配的比例制定权及适用者稿酬授权标准制定权上。但是我们从从长远来看，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定位为民间组织较为合适，对作品的相关管理交由市场决定是比较省时省力的做法，否则将非常的不利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并影响到我国数字图书馆产业的发展进程。
（三）数字图书案的作品授权模式适宜采取信托授权管理方式
现实实践中，发达国家在设定版权人与集体管理组织的关系时候，有转让与信托两种立法例。转让就是版权人把自己不予管理的作品的管理权转让与集体管理组织，而自己则完全脱身；而信托则是指版权人基于对集体管理组织的信任，将其作品管理权委托给后者，由其按照自己的意愿以集体管理组织的名义对作品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而就数字图书馆来言，信托授权是较为符合其作品授权的特殊性需要。因为数字图书馆需要作品的统一授权，而非统针对单个权利人的单独授权，此种需求下，只有集体管理组织完全享有作品的管理权才能真正的满足数字图书馆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工作效率的提高上。更体现在相关授权成本的大量节省上。
（四）制定公平、合理的作品使用收费标准
当前我国数字图书馆作品使用费的收取标准问题，不仅仅体现在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定价上，还体现在针对任何作品，不管其创造性如何、不管版权期限如何进行“一刀切”。在发达国家中，收费标准多种多样，比如：在美国，复印补偿金采取个别收费的办法向复印者征收；在丹麦，采用“一揽子复印合同制”进行集体收缴。③但是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市场万能”，即由市场决定收费多寡。因此我国也应当借鉴相关国际立法例，完善数字图书馆适用作品的收费标准问题。在我国，《著作权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同使用者约定收费数额，而且收费的标准应以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标准为依据。虽然这一规定告的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保障数字图书馆的正当利益，以使数字图书馆在授权过程中摆脱弱势群体的角色。其规定必须要保证公众对作品的合理获取、要正是数字图书馆的产业现状。笔者认为付酬方式应该制度化，做到合理、公正、透明，比如可采取如有偿发放阅读卡的方式，使著作权人与公众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五）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机制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外部监管。首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受法律的约束；其次，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受到版权局的监督，防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损害权利人、使用人的利益。

四、结语

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具有巨大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作品使用方式上，还体现在作品授权渠道及作品管理机制上。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去维护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如何保障数字图书馆能够在不侵权的前提下更加方便快捷、免费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则是我们所期待的。因此需要从收费方式等方面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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