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付海盗赎金的前提是在同一海上航程中的船货遭遇了共同的危险
构成船东支付海盗赎金的前提条件的核心在于同一海上航程中的船货遭遇了“共同的危险”。所谓“共同的危险”是指一种“一方受损，全船皆危”的状态，在这种危急状态下，只有为了使船、货或者其他财产的全部免遭损害，即只有为了船货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作出的特殊牺牲或支出的特殊费用才能算作为共同海损。及于船东支付海盗赎金，尽管其兼具换取船货得以获释和保障船员生命安全这两个目的，但主旨仍旧是保护船舶和货物的周全即保护船货双方的共同利益。因为，海盗索要赎金的数额一般是以船舶和货物的价值总额作为基础，故船东支付海盗赎金的对价实则就是船货的共同价值；并且，倘若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危害，船东往往可以通过保赔险由船东互保协会承担最终的责任，故其并无必须为船员遭到劫持而支付巨额赎金的必要。因此，从责任承担的角度看，船东支付海盗赎金的目的并非全然是为了保障船舶和船员即其自身的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保护船货双方的共同利益。
同时，从上文提及的mia 1906和《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对“共同海损”的定义看，构成共同海损的“共同的危险”必须是真实而非臆测的，故由主观推断出的危险不能视为真正的危险。对此，当船舶遭到海盗的劫持时，船舶、货物包括船员的生命安全当然地处于切实的危险之中，因而支付海盗赎金的前提亦当然是船货面临真实的危险。
（二）船东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是有意而合理的
就一般学理而言，有权作出共同海损决定的主体应当是船舶的船长；但在海盗劫持船舶的特殊情况下，船长与其他船员连同船舶和货物一起遭到海盗的劫持，因此就无法再根据其判断作出是否支付海盗赎金的决定。wwW.Ybask.Com并且，在具体实践中，海盗往往通过相关中介或媒体直接向被劫持船舶的船东索取赎金。因此，在船舶遭遇海盗劫持的特殊情况下，船东作为船舶所有人和船长的雇主，应当被视为作出支付海盗赎金决定的有权主体，而这一点亦应当不影响将海盗赎金列为共同海损进行分摊的成立。
至于对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是“有意的”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所谓“有意”是指船方明知所采取的措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为了避免船货的共同危险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亦有学者认为，“有意”应当是指人为的、自愿的，旨在引起某种后果的一种积极的作为，并且“自愿”应当是“有意”的应有之义，故构成共同海损即要求船方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自愿的。对此，笔者认为，对于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是“有意的”的理解应当采纳第一种观点，即不以作出共同海损的决定是“自愿”的作为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船方作出共同海损的决定总是基于面临真实危险的前提，而这真实的危险本身就并非是船方自愿遇到的。因此，在危急状态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共同海损的措施，均是船方因为外在的压力或胁迫而别无选择所作出的决定，故不存在所谓船方根据其自由意志自愿地作出共同海损决定的情理。所以，将“有意”限定为“自愿”并以此作为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并无实际意义。

如前所述，在海盗劫持船舶事件发生时，由于无法得到政府公权力的充分保护和缺乏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被劫持船舶的船东选择支付海盗赎金以自救的做法合乎情理，故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本身是合理的。至于船东向海盗支付的赎金的数额是否合理，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应当交由受诉的法院或仲裁庭进行裁决。在此，笔者认为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即尽管共同海损措施的合理性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与保全的船货价值的比例是合理的，对于超出合理限度造成的损失则不能要求受益方分摊，但这并不影响船方所采取的措施的合理部分成立共同海损，因为共同海损的分摊并不影响共同海损的成立。因此，应当根据被劫持船舶所处的环境以及船货的价值判断所支付的海盗赎金的合理性。而在具体实践中，船东支付的海盗赎金通常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货双方的损失，其具体金额亦大大低于船货的实际价值。例如，“天狼星”号船东通过谈判最终支付的赎金为300万美元，远远低于索马里海盗勒索的2500万美元赎金，更低于高达2.5亿美元的船货总值。因此，在判断海盗赎金金额是否合理时，应当充分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进行通盘考虑，不能因为海盗赎金高于一般绑架案件的赎金而断然将其排除于共同海损之外；并且，就具体实践情况看，海盗赎金的金额往往是合理的，是能够达到尽可能保护船货双方利益的目的的。

（三）支付海盗赎金是船东应尽义务之外的特殊损失
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要求作出的牺牲和支付的费用必须是特殊的。这里所谓的“特殊”即是指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船方在其应尽义务之外所采取的措施而造成的损失和支付的费用。故其应当包括以下两方面含义：其一，牺牲或者费用发生在船舶正常营运之外；其二，牺牲或者所付费用是船方应尽义务之外的损失。船舶遭到海盗劫持自然是发生在船舶正常营运之外的意外事件，因此海盗赎金构成发生在船舶正常营运之外的特殊损失这一点不言自明。至于海盗赎金是否同样构成船方应尽义务之外的损失，上文在论述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与海难救助的表现形式的不同时已有所提及，即因为遭遇海盗劫持船舶这样的极端情况已然超出了船东应以足够的注意保管货物的义务范畴，所以尽管仍然受到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但船东支付海盗赎金已经不再全然是对合同项下管货义务的履行，而是经该义务引申而作出的行为，即支付海盗赎金时船东在其应尽的管货义务之外作出的行为。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
承运人的管货义务是指承运人应当妥善而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的货物。其中，“运输”指的是承运人负有将货物从起运地安全地运抵目的地的义务。就一般学理而言，管货义务被认为是承运人的强制性义务，即承运人在其责任期间不得免除该项任务。然而在笔者看来，当遭遇海盗劫持船舶的极端情况时，支付海盗赎金以保证货物安全运抵目的地不应当再被视为船东或说承运人的强制性义务。原因如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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