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对困难、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建设幸福广东的迫切要求；是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是为换届后新班子打开工作局面，为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的有力举措。

一、“三打两建”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广东省自今年2月份开展“三打两建”以来，全省打掉了一批长期盘踞地方、行业的欺行霸市团伙，端掉了一批制假售假窝点，挖出了一批“保护伞”。据来自广东省“三打”办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广东全省共摸排、举报、转办“三打”类案件线索10万多条，核实9万多条。共查处涉“三打”案件7.4万宗，涉案人员2.7万名。在三类案件中，查处欺行霸市案件1.4万宗，抓获涉案人员1.8万名，打掉团伙1600多个。查处制假售假案件5.7万件，抓获涉案人员6500多名，捣毁窝点9000多个，涉案货值60多亿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3000多件2700多人，涉案单位800多个，其中国家工作人员1300多名，涉及厅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129人，查处充当“保护伞”人员228人。截至8月6日，今年来广州市共立案查处食品、药品和农资产品制假售假案件4451宗，占打假立案查处总数的41.8%；“打贿”领域，目前全市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832宗，涉案人员722名，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8名，查处“保护伞”204人，其中厅局级3人，处级25人。
“三打”工作的深入有序推进，彰显了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反腐倡廉、纯洁队伍的坚强决心。WWW.yBASk.cOm通过“三打”，不仅提高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应，完善了工作体制和机制；同时也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构建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打下了基础。通过“三打”，进一步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树立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为建立治本的长效机制打下了基础。

二、制约“三打两建”工作深入开展的因素

半年来的“三打两建”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查处案件的情况看，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的情况远比估计的要严峻得多，问题和困难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三打”局面依然复杂，“三打”形势依然严峻，“三打”任务依然艰巨，“三打”工作任重道远。检察机关透过对“三打”案件办理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存在四方面因素，制约了“三打”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导致无法对案件进行刑事处罚
个别行政执法部门由于对刑事法律规定缺乏深入理解，刑事证据意识不强，侦查取证经验不足，对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把握不准，查处案件时，事先未能与公安、检察机关进行及时沟通协调，在没有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导致一些本应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最终仅能以对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告终。如广州市白云区某单位查处一宗“地沟油”案件时，在未全盘掌握涉案人员，未查明“地沟油”流向、用途等情况下，仓促收网，虽缴获少量“地沟油”，却未能抓获相关责任人员。又如查处“伪劣猪油案”时，个别行政执法部门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扣押了现场的“猪油”成品，却未能及时对提炼猪油的原材料进行提取化验，错失了收集本案关键证据的有利时机，从而导致定罪的证据不足，最终检察机关只能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二）媒体过早介入影响案件查处
媒体报道对于曝光犯罪、加大打击声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司法机关与媒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某些媒体又缺乏自律性，为吸引眼球、追求商业利益，往往过早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以及倾向性评论，对未经审判的案件进行定性，导致某些不宜公开的案件事实过早地为公众所知悉，不利于案件的深挖扩线、侦查取证以及最后的客观审查。如广州市“病死猪”系列案件，由于新闻媒体过早对该事件进行报道，犯罪嫌疑人收到“风声”后及时逃跑、藏匿或消灭证据，待执法部门到达案发现场时，病死猪肉多已被销毁、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匿，影响案件的侦破。再如某些尚处于侦查阶段的商业贿赂案件，媒体过早对犯罪嫌疑人、污点证人、具体犯罪事实进行披露，对于查证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以及敦促其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极为不利。

（三）取证难、取证不到位制约客观公正的定罪量刑
如查办“制假售假”类案件、以及查办“黑诊所”、“黑网吧”等非法经营类案件时，必须认定“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而如何合理的准确认定犯罪数额，通常是办理该类案件面临的难题。实践中，由于犯罪分子规避执法检查以及刑事处罚，通常对其日常经营或违法所得数额未建立“台账”。执法人员捣毁这些窝点时，通常只能缴获少量的实物，极少能缴获有利于指控犯罪的书证。实操中，对于能查获标价或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否则以正品的市场价计算。对于未能在现场缴获销售单据，实践中通常以被侵权的国际奢侈品牌的正品价格予以认定，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情况，被抓获的又往往只是从事包装、运输等辅助性工作、薪水微薄的工人，这样容易导致罪责刑不相称。再如敲诈勒索等欺行霸市类犯罪案件中，由于知情者通常只有犯罪分子和被害人而无其他证人，指控犯罪主要依赖言辞证据。但部分被害人出于恐惧心理往往不敢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不少犯罪嫌疑人为开脱罪责，常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翻供，而侦查机关讯问大多未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对指控犯罪造成很大困难。
（四）鉴定结论不规范制约案件的准确定性
在涉及有毒有害物品（包括食品、药品等）的案件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食品药品犯罪案件材料中的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过于专业化、表述含糊不清、甚至不下结论，或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省级以上资质要求，导致侦查机关难以对案件准确定性，出现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的情况。如“塑化剂”、“毒胶水”以及“毒胶囊”等多宗案件中，质量检验机构在鉴定中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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