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多次提及“三农”问题，他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调动农民利益，并在*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益。”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
1997年－2003年，7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为4％，从全球指标来看，4％增长很不错，但从中国具体国情来看，情况不是很好。首先，4％增长没有实现十五纲要规定每年增速达到5％的目标；过去6－7年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8％，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1998年到现在，6年来农民总收入增长了532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增加3312元，平均每年增加552元，可见，农民六年增加的总额比城镇居民一年增加的还要少。
农民增收的困难在于，农业没有让农民增收、反而减收。目前，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大概有45％来自农业，比8年前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且连续7年来，绝对额也在下降，农民收入来自农业比重最高在1997年，是1270元，但1998年至2003，再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水平。
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农业收入比重很大，而制约农业增收主要因素中，很关键的就是农产品价格，比如：粮食价格持续8个月低迷，其他农产品也有类似问题。曾经有一个分析，1996－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增收达到2020元了，但人均用于粮油肉蔬的支出减少了132.1元，如此情况下，农民从农业增收是很困难的，所以一定要考虑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localHosT
然而，在过去，乡镇企业总量在增长，但是就业吸纳能力在降低，1996年吸纳就业为1.508亿人，到2002年为止就业水平一直没有达到1996年的指标，直到2003年，比1996年增加了63万人，于是就看到了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因为2003年农村1.1396亿人外出就业。
现实的情况是，城镇也有就业矛盾，一个原因是由于高新技术浪潮，二三产业中，明显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大规模替代劳动的现象。
从农民收入角度看，制约农民收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合理价格；如何转移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使农民从城镇中获得收益。目前来看，解决的难度很大，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农民收入增长会突飞猛进，农民增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粮食问题
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过了5年粮食丰收的可喜局面，1990年代末出现了粮食总量明显增加，但由于有了巨大的库存，使得过去持续4年的粮食减产并没有影响市场供给和价格。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粮食问题，但是我觉得自去年年底粮食价格上涨，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问题又引起注意，去年粮食总产量约为8613亿斤，去年预测总需求为8760斤，产需缺口比较大，经济学界认为，粮食短缺会导致价格上涨，农民就会多种粮食，矛盾自然解决，但这不是现实，现实中还有很多实际问题。
这个结论建立在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基础之上，过去曾经有三年超过1万亿斤的生产能力，现在没有这么多了，一些基本资料显示，中国实际上有的耕地面积188.51亿亩，和1996年相比减少了1亿亩，但实际状况减少更多，仅退耕还林一项就退了1.08亿亩。
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4.9亿亩，比1998年的7.06亿亩少了2.08亿亩，粮食总产量2003年为8613亿斤，而最高峰的1998年产量是10264亿斤，近年持续下降，到2003才略有回升；而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最高为600斤，去年是578斤，每亩减少了22斤；人均拥有量1996年最高824斤，去年667斤；库存2003年国家没有公布，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粮食产量没有超过1万亿斤，这些年来库存只出不进。
不促进粮食生产发展，过些年问题会严重。问题在于沿海8个省更愿意花钱购买粮食，而13个主要产粮区，粮食多了，占了资金、积压，并且由于种粮附加值低，所以不愿意多产；而产销平衡区，基本保持自给。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多产粮食，有人会提到进口，但如果依赖进口，中国人口多，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则国际粮食价格上升，很多国家买不起粮食，政权稳定就会成为问题。
总之，粮食问题现在的最大症结就在于种粮不赚钱。
土地问题
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农地制度，即农村自身土地问题。这是与农村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宪法规定，土地制度与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营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实践中很少有干部记住这一点，因而土地承包纠纷层出不穷。去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土地。
既然土地问题老搞不好，有人主张干脆私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另外有人主张，干脆国有制。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通过一些管理和监督，把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执行好。
二是土地的农转非问题。在中国，土地要农转非，就是要改变用途。过去中国城市化进展比较慢，因而问题不突出，而且过去计划时代，要农转非，就要给农民商品粮和工作，农民的权益还有一定的保障；但现在情况变化了，农转非，商品粮没有了，工作也难解决或者不解决，但农民的权益还需要维护。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即：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农民权益；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但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困难较大，因为这涉及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国务院暂时停止半年农转非，各地大多反对，意见很大。
但资料显示，现在各地土地储备中心仍有2000多万亩，地产商手里40％土地没有用。问题实际在于每批一批土地，政府官员就得到好处，半年停止，就没有好处。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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