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无地、失地、外出打工农民现状的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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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到全面加速推进期。这是我国２０多年来改革和开放的积累效应，也是新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政策效应的初步显露。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以下简称“新三农”）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土地承包起点不公平、限制土地调整等原因造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无地农民群体，其矛盾虽然暂未充分暴露，但却潜藏着危机。无地农民是一个比失地农民更大的群体，失地农民只是有地而因种种原因重新失去土地后加入到无地农民行列的一部分。按照我们数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归总分析，目前全国农村至少有１０％的人口无地。无地人口包括：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分配承包地的（比如分地时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轮土地承包以后新增人口（比如新媳妇，新出生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返乡归农人口（退役军人、学生、下岗归农人员等）。去年我们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农村实地调查时发现，无地人口的比例大小与非农产业发展关系不大，而与土地是否调整关系极大，土地调整频繁的地区，无地人口相对较少，反之则较多。无地农民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是因为无地人口家庭的其他成员有地，使这个问题被掩盖了。无地人口因数量巨大而特别需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第二、农地资源大量转移，形成“两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彰显出各利益群体重新配置或瓜分农地资源的态势，这是失地农民形成和不断增加的根源。所谓“两个三分天下”，即：一是农村土地在农业领域向民间、工商、外资三大资本集中，表现为种植、养殖业大户或非农村住户经营土地。LocalHOsT根据我们对江苏的调查，流转土地的５８．８％进入本地种、养大户手中，１１．５％由非农村住户经营本由非农村住户经营的土地，包括工商资本、外来民间资本、外商资本（江苏称“新三资”）和城镇居民等经营的土地。１％左右进入农业股份合作社，２８．７％以其它形式流转、或转为非农用地，或作为建设储备地。浙江省超过７％的土地进入工商企业，其中ｆ县流转土地的６７．２％由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受让和经营剩余３２．８％由非农村住户经营。二是向农业以外领域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在转变用途的农地总量中，政府征用（包括公益性、商业性、经济开发区用地）约占５０％，乡（镇）村集体非农建设占３０％、用于其它目的的占１５％，流转中“阴消”的土地约占５％ （“阴消”是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土地丈量、台账、或者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的误差而减少的面积，意味着农民要承受因“技术原因”而导致的土地损益）。减少的农地按照用途划分，工业用地约占８０％，公益性用地（如公路、学校等）占１０％，其余为商业性或经营性用地。归结起来，失地农民因五大原因而失去土地，即国家征地、开发区圈占、乡村集体非农利用、土地流转、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新乡村运动用地。现代化加速推进，必然伴随农地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加速转移。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必须作制度性安排。
第三、农民工组织和管理问题凸现。“新三农”问题逐渐胶合成一个问题，即农民的生存、发展权问题。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最低，*参与最少，分享精神文明和*文明成果的能力最弱，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同时，也要看到：无地农民因土地财产缺失而产生人生依附关系，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失地农民因土地产权被剥夺而生怨恨；外出打工时出于生存、经济交往、安全保障等多重需要，使他们已突破传统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在更大范围内以“老乡”关系为纽带逐渐联合起来。尽管这种联合是临时性的、小规模的、松散的，但是，许多苗头表明，他们比传统农民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地域空间及号召和组织能力，这是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四、劳务型人口输出地区农村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务输出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而且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据我们在江西实地观察凡输出劳动力达到５０％以上的农村社区，显现出农户与农户间、农户与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协调：一边是外出打工者家庭修建越来越漂亮的居所；一边是贫穷的“留守”农民和清冷萧条的农村氛围。
第五、长三角农民工短缺初步显示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滞留在城市。但今年春节过后，长三角确实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浙江湖州织里镇号称中国童装之都，有５７００多家童装加工企业，今年有许多业主找不到熟练缝纫工。绍兴县也是著名纺织工业城，今年缺缝纫工１．５万人。有媒体说，杭州今年的外来劳动力比往年下降了３０％—５０％。这是２０年来第一次出现民工短缺。这种现象预示：劳务输入地企业快速扩张，引起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劳务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务输入地盘剥农民工的环境仍未根本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加入到返乡创业的行列。从浙江的情况来看，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鼓励农民工外出的政策也应该逐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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