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弱势产业，却又事关“谁来养活中国”的一个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还关系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在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之少的情况下，征收农业税来以农养政是很不公平的分配制度。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仍然是税费的包袱。一旦取消农业税，不仅使农民拥有的土地资源轻装上阵，成为在市场上的优势，而且彻底斩断了把乡镇和农民捆成生死对头的绳索。可以说，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而取消农业税将彻底解放广大乡镇干部。同时，在农村的现实中，由于中央否定了基层对农业税征收的强制权力，农民就无需遵守纳税义务，使本来诚实的纳税者不断加入了拖税欠税的行列，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的纳税意识，造成偷税漏税欠税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普遍现象。由于无法对拖税欠税抗税者加以惩罚，事实上是在纵容这种行为，最终导致农业税征收的缺口越来越大，征收的成本越来越高，再继续征收下去，将会得不偿失。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农村自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启动底层社会*改革的前提条件，更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一个学者总结其意义为：“当县级政府不找乡镇政府要钱了，而是反过来给钱，县长对乡长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拨的有限资源用好，以保证乡民安居乐业。谁当乡镇长对县长而言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人民满意就行，这时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民选乡镇政府、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乡镇政府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同样的道理，当乡镇政府不找农民收钱了，谁当村长对乡镇长不是很重要，只要农民满意谁当都行，这时村民自治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二是改革税收制度。首先是改革“分税制”。在市场经济使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群体进行两极分化之后，国家的税收政策就必然要求来实现社会公平。在“以农补工”、农业作出了长期而巨大贡献的今天，“以工补农”的条件不仅已经具备，而且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笔者就认为，在当前中国，工业反哺农业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反哺中西部地区，城市反哺农村，各级政府反哺乡镇政府，富人反哺穷人。因此，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不能搞“一刀切”，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对待。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不仅要据实提高基数，而且要降低税收的返回比例。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业地区和偏远山区，不仅要据实降低基数，而且要提高税收返回比例。对于粮食产区和偏远山区的乡镇税收可以考虑全部予以自留。而且要真正按照属地的原则划分税源，禁止上级政府利用权力把下级政府属地的好税种和企业上划。同时，在各级政府的分配比例上，严格按照事权的多少来划分比例的高低。从考虑国家大局和教育、科技、文化、基础设施等社会性公益事业建设着眼，确保中央和县、乡的多数比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削弱富裕省份向中央的抗衡力量，预防离心倾向。
其次是从严治税。高福利国家是高税收政策。我们中国现行的税负很不公平，应该承担纳税义务的少数富裕阶层“逍遥税外”，不应该承担纳税义务的多数贫困群体却要承担苛捐杂费。整个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诚信环境，偷税漏税无处不在。而消费者更是缺乏税务意识，哪怕是税务局用索取税票有奖的办法来求得消费者的合作，也得不到积极的响应。据笔者于网上通过全国各地在税务机关工作同志的调查测算，全国每年有上千亿的国税、地税在纳税人的手中没有收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1986年我国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为20.49%，1990年降至15.21%，1993年又降至12.29%，1996年竟然跌到了10.07%，到2000年这个比重也只缓慢回升到13.6％。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趋减，这说明我国的应收税收收入正在大量流失。再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1998年，我国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4.2%，其中企业所得税占10.8%，个人所得税只占3.4%；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这说明我国在所得税方面是有潜力可挖的，尤其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2%到15%之间，而我国的这个比重只有1.77%，仅相当于他们的十分之一。可以设想，只要将我国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提高到发达国家下限12%的一半，即6%的水平，就可以使我国年财政收入增加3500亿元左右[10000亿美元×（6%－1.77%）×8.2=3468.6亿元人民币]。所以，只要我们在全社会树立了纳税“天经地义”的意识，树立了发达国家那种税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偷税漏税的依法查处力度，增加的巨额税收收入，不仅可以填补“税费改革”的“黑洞”和取消农业税的缺口，化解乡村债务；而且可以实现“沿海发达地区反哺中西部地区，城市反哺农村，各级政府反哺乡镇政府，富人反哺穷人”这样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伟大战略目标；最终使税收的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
三是改革财政包干体制。财政包干曾经为加强中央的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为中央投资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重点工程和促进经济能够平衡发展到今天，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财政包干作为特殊历史下的产物，毕竟有它的时效性和局限性。今天全国各地的经济状况，与作出财政包干决策时的情况已经是天壤之别。特别是执行政策的客观效果，已经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主观目的：各级政府从上到下这样级级包干下来，造成了各级政府的上级政府优先发展，也就是县级以上的城市政府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优先发展，最后只能是属于农民公*品的乡镇政府不能发展，农村不能发展。可以说，这才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和经济的双重根源。不尽快改革现行的财政包干制度，已经造成的三农问题将会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比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上访？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底层经济利益的矛盾，而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最终需要“人民币”来解决。清楚情况又管得了的县乡两级政府却缺乏相应的财力，有雄厚财力的上级政府却只给上访者批转报告，并用信访责任制把矛盾下压在基层。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扩大，引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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