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组织犯罪预防论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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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综合的产物之一角度讲，综合治理也可以在更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一切社会上不好的现象都可以做综合治理。同样，宽严相济作为春秋以后到秦末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治国的经验总结，被历朝历代统治者作为治国的策略，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公共社会政策。这一政策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之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是治国经验的智慧结晶。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不仅刑法领域，而且民法、经济法、行政法领域都应该讲究宽严相济。比如，在行政法领域，前沿理论就认为过去的行政法理论以及我国的行政法立法刚性色彩过浓，柔性不足，所以主张在行政法中增加柔性条款或者说弹性条款。民商经济法领域，立法的趋势是处罚越来越重，而引导、教育、劝说的手段越来越少，换言之，刚性色彩越来越重，法律的严厉性愈来愈强，政策上的柔或者说处罚
手段上的宽显得不足。在小国如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生活地域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刚猛、严厉的法律手段是国民所能容忍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种手段很容易激起人们的逆反或者逃避心理，因此，在中国，更应强调综合治理意义上的宽严相济。故从综合治理意义上理解宽严相济在有组织犯罪立法、司法层面上的作用能加强政策和法律的互补性。
2．在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司法方面，应有别于以往传统犯罪的立法、司法观，应树立关系刑法学、关系犯罪学、发展刑法学、发展犯罪学、刑事一体化等思想。如要充分考虑到刑事法同其它部门法、甚至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犯罪在演变，刑事法网的设立必须与之相适应；要树立刑事一体化的意识，不要人为地分割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学科，应当融会贯通，也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立法才能对刑事司法实践有着良性的互动作用。
（二）微观方略
在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中，我们就现行刑事立法的预防功能进行重新审视，要切实发挥刑事立法在有组织犯罪预防方面的作用，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鉴于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反洗钱法通过仅年余，立即制定有组织犯罪防治法不现实也不可行，故目前应充分考虑《公约》的内容先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对刑法进一步完善；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制定统一的有组织犯罪防治法。
2．采用对法律进行局部修订模式：在刑事实体法中，需考虑如下问题：要考虑单位犯罪同有组织犯罪中的单位问题；考虑有组织犯罪同一般共同犯罪中主犯及首要分子的惩罚问题，在此尤其要界定清楚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结构”同有的共同犯罪中也具有的“组织性”的区别，在本文伊始，我们依据《公约》的定义，采取的是狭义的“组织”含义，有组织犯罪中各行为人的刑罚问题，从刑罚的种类到刑期长短，轻轻重重，宽严相济，应当在对有组织犯罪的惩罚中得到体现。
在刑事程序法中，需要考虑如下问题：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管辖、侦查、讯问、审判等程序，有无特殊的、有别于单个人犯罪或者是一般共同犯罪的措施；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方面是否应当作出特殊的规定；等等。
3．采用单独制定有组织犯罪防治法，需要考虑该法的可操作性及同其它法律的衔接问题，应当将实体法和程序法甚至行政刑法规定于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防治所涉及到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专家们以及高校的学者（不限于刑事法学者，还应当包括国际法、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宪法行政法学等部门法的学者）应当共同就该防治法涉及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以增强立法与实践同步性。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对现行法律进行改革，都应当注意国家公约或条约的国内法化问题。
注释:
⑴参见[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
⑵ 参见张毅：《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载《团结报》2007年9月22日第2版。
⑶参见储槐植：《全球背景下的犯罪形态发展与刑事制裁方式的演变》，《美国刑法》第三版代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⑷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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