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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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三）犯罪学的研究目的
严励在如何构建犯罪学的理论体系时指出，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明确犯罪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现在学界将为预防和控制犯罪提供依据作为犯罪学的目的和任务，但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并不止于此，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犯罪学知识，丰富人们对犯罪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并最终通过知识的积累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换言之，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为犯罪的研究提供研究的工具。也就是一系列能够准确解释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使其构成一个能够解释各种犯罪现象和问题的理论体系。⑤
（四）犯罪学的功用
陈兴良、皮艺军认为，犯罪学不只具有法律上的功用，它还可以扩散到整个社会。因为犯罪现象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犯罪现象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自身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现象的认识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犯罪学的研究中要有人文内涵？因为它对于改善我们所处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五）刑事一体化
学者们都赞同储槐植的“刑事一体化”理论，但在内涵的理解上和名词的表述上存在差异。皮艺军指出，犯罪学属于“上位学科”和“前犯罪学科”，刑事一体化应称为“刑事学科一体化”而不应称为“刑事法学一体化”，犯罪学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王平赞同他的观点，并补充说：犯罪学、监狱学不完全是法学，侦查学、法医学已经向自然科学迈进，“刑事司法”实际上是由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科学综合而成的。国外的英文图书目录一个是法学，一个是犯罪学，犯罪学不仅与刑事法学，而且是与整个法学并列在一个大项里。陈兴良指出，犯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并不是根据法律规定去犯罪，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犯罪的。因此，不是法律决定犯罪现象，而是犯罪现象决定法律现象。就此而言，规范上的犯罪和事实上的犯罪是互动的，犯罪学在对犯罪事实的研究上处于前沿地位，是站在刑事学科的最前沿的。许多学者提出，犯罪学要介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但介入是有规律可循的，关于“何时介入”、“怎样介入”的探讨很少。王平的发言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犯罪学介入刑事司法是非常活跃的，包括审前、审后的广泛介入。但我国不能简单地与之比附。我国正处在犯罪学研究的初期，重要的是犯罪研究的启蒙和观念的更新，只有学科成熟到一定程度后，犯罪学具有了操作性，才能顺利介入司法实践。
（六）犯罪控制
刘三广在吸收30年我国诸学者犯罪控制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犯罪控制”概念和机制。他指出，“犯罪控制”应当定义为使犯罪不超出一定的范围，或者是犯罪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简言之，就是将犯罪状况限制在正常度以内。犯罪正常度是指在具体时空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状况可以容忍的限度。犯罪控制的首要选择是社会控制，即通过对影响犯罪生成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尽可能带进持续发展的有序状态。犯罪控制的次级方案是法律控制，包括刑事立法控制和刑事司法控制两个方面。司法控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犯罪控制的策略重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犯罪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其组成要素中的施控者、受控者和控制作用的传递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功能，同时犯罪控制是一个处于始终不断的信息变换和反馈状态中的动态过程。⑥
李尔特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西控制犯罪文化的得失。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犯罪控制的途径依赖于个人内在的自我调适，且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控制犯罪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的文化冲突性决定，当人们的利益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一种更激烈与极端的行为释放出来，犯罪失控在所难免，因此，这种内化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而西方思想家认为，犯罪不是自由意志的问题，环境条件决定着犯罪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于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外在控制途径被采用，以避免利益冲突，进而控制犯罪。这种思想一方面可以保证人们各自占有的利益对象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又可保证人们的利益可以在彼此之间有序转移，更可以在肯定人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合理性的同时，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⑦
（七）学科建设
靳高风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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