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学城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发展模式,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长点。我国现有的诸多大学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个“教育经济岛屿”,其“岛屿”效应不断释放,经济影响日趋凸显。但我国大学与城市的相融互动、教育与经济的和谐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基于经济视角,试图通过对大学城概念、大学城之于经济发展等中西方研究成果作简要的梳理和述评,归纳系统性理论,总结先进性经验,以期对我国大学城的后续建设和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大学城 经济发展 述评 政府主导 城市化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大众高等教育的标志是综合性学校。它们不是小社会,而是由3-4万名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寄宿和走读相结合的‘大学城’”。大学城(University Town/City,College Town)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发展模式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生长点自此登上了我国历史舞台。以1999年北京东方大学城为发轫点,我国大学城经历了兴起、建设和发展三个阶段。至2005年底,全国已建成的大学城有60余座,涉及21个省、市、自治区,形成了一个个“教育经济岛屿”。在发展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大学城的“岛屿”效应不断释放,集聚效应、辐射效应、提升效应优势日益明显,形成了与地方经济联动的发展链,构建了教育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大学城之于经济发展的效应影响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大学城研究成果的简要梳理和述评,归纳系统性理论,并总结先进性经验,以期对我国大学城的后续建设、大学城之于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经济视角的大学城概念研究
关于大学城,目前并无明确的概念和严格的标准,更多的只是一些形象的表述,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大学城构想是一种从历史走向现代的新理念,是发展变化、不断适应环境的新模式。因此,基于经济视角的大学城概念研究更是处于“原生态”阶段。
美国学者Black Gum precht认为,大学城就是指“大学及其文化对当地特色起到主流影响作用的城镇或城市”。这种观点是基于国外大学城的生成模式而言的。一般说来,大学城有两种生成模式:自然发展型(evolution model)和主动构建型(规划建设型program model)。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为代表,大学城基本上是大学与城市互为因果、相伴而成的,体现了“大学即城,城即大学”的发展理念;以美国斯坦福科学园、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代表,城市依托大学,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密切城市与大学的经济、社会、文化关系,进一步突出了大学城之于城市发展的综合功能。可见,西方大学城的类型属于前者,主要以自然发展型为主。基于此,《教育大辞典》(1991)对大学城的概念界定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陈美发(2001)将大学城表述为“理想的大学城是科学城、生态城、文明城”。袁圣军(2002)也认为大学城是“指包含几所或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以从事高等教育及相关活动为主的城市社区”,凡此种种。
相较于西方大学城的生成模式而言,我国大学城是政府主导型的,属于后者,是政府、企业、学校的主动行为。刘春侠(2007)认为大学城是在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使若干所大学在某一或某些地区集聚,并达到一定规模形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界定的典型的本土化大学城概念,强调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大学集聚的人为意志。蔡豹(2008)则把大学城定义为“以政府、各个高校集群和民间投资机构相互结合,对教育资源进行市场化开发、重组和整合,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发挥而构建的新型城区;是一个以一所或几所高校为中心,以从事高等教育及相关活动为主的科学化、生态化、文明化的城市社区”。这个概念进一步突出了大学城形成与发展的主体性功能和大学市场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与联系。肖岳峰、肖冬(2006),李惠芬、许益军(2005)等人也对大学城作了各自表述,其基本思想都是强调政府主导的核心作用,突出大学城的城市化功能,揭示了大学城之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
大学城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生长点,一种新的大学运动表现形式,一种新的大学组织形态”,其概念的多元化和不完善,恰恰说明了大学城成长的过程性和发展的迫切性。
国外大学城之于经济发展研究
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发端于20世纪初叶英美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美国哈佛[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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