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邓小平制度变迁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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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理论创新及其意识形态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市场化取向改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方式是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
。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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