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农民贫困问题须走赋权扶贫之路 |
|
|
|
摘要：目前农民贫困问题依然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社会政策、农村基本建设能力等客观条件造成，这些客观条件最终是对农民权力的压制或剥夺。因而必须赋权于农民，让农民都有多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的权力。中国目前在部分地区开展的以赋权为核心的扶贫模式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新出路，但在探索这一模式时要注意形成制度化与做到真正的分权化。
关键词：农民；贫困问题；赋权；社区主导型
中国在平均指标上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农村的贫困问题正严重地威胁着小康社会的发展，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尽管国家扶贫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扶贫投资边际效益仍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甚至还出现返贫现象。如何摆脱这一状况呢，近年来中国在农村开展以赋权扶贫理念为核心的参与者式扶贫模式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一、农民贫困问题长久存在的原因
在贫困成因上，龚振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思想的贫困、组织的贫困、资金的贫困、产业的贫困、人才的贫困和政策的贫困[1]。但从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所造成影响，农民贫困问题也可以从发展战略、社会政策、农村基本建设能力三方面更深层次来探讨。
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实行二元制管理，这种管理制度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发展两条路、两种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完成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的落后，要靠工业自身的力量快速发展起来是相当困难，资金与原材料的缺乏就使得工业发展不得向更加落后的农业提要求，用“剪刀差”的方法从农村获得资源来满足工业需求。而工业化的发展却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多大的利益，相反，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被社会排斥，成为了“‘新贫困’群体”[2] 。
其次，中国实行的社会政策从来都是以城市为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对城市实行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只要有城市户口，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享受到了一种国家全方位的福利保障。而农村基本上只有一个“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形式，在各个大队设立由赤脚医生为主打的医疗服务，尽管在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废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予一定的安排与照顾，保证年幼的受到限制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这对于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农村这些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至多在农村产生了一个“五保”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范围太低、待遇太少。
再次，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在生产建设、自我发展方面缺乏基本建设能力，许多人认为与农村自然条件差、农民素质低下、农业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有关。似乎农民的贫困原因是农民自身原因造成的，但总观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导致农民至今依然贫困的原因恰恰是社会客观条件造成的。农民有着强烈的摆脱贫困的意愿，从目前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乡土到对农民具有歧视的城市寻找生存机会可以看出，农民不仅有意愿改变目前的生存状态，他们也有能力去改变农村的面貌，只是社会有了过多的对农村发展的限制造成了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挥。
二、赋权对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意义
反贫困领域认为，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发展战略必须保证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使经济行为兼顾到生态与环境的合理发展，发展战略与当地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组织结构相一致，并把可持续发展与参与式发展方法紧密相关，有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3]。
“赋权”一词来自阿马蒂亚·森的《贫困和饥荒》，也有人译为“增权”[4]、“增能”[5]。赋权理论[6]认为，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必须依靠三种力量：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通过社会力量家庭得到所需的信息、知识和技术，以及参与社会组织和得到信贷支持的渠道等。当一个家庭的社会力量上升后，家庭的期望和能力都会上升。这便是家庭致富的标志。
中国农民由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一直处于被迫支持阶段，农民的权力遭受了相当的压制，从上面的八种参与层次来看，农民的参与程度仅表现在操纵和治疗、通讯、咨询、安抚这几个低层次，而且由于中国农村发展程度的不协调，水平也表现得参差不齐，各地的农民参与状况有高有低。
赋权理论对解决农民贫困最为现实的实践途径就在是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以赋权为核心，利用政府注入的资源，在社会组织的协助下，扶贫对象充分参与决策和执行扶贫行为活动，全面介入到扶贫开发的全过程中。
三、
[1] [2] [3]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黑龙江省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策略解析
下一个论文： 对山区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