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量化与量化的统一：科学发展观落实过程中的共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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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发展观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实过程中，其目标的完成必须实现非量化和量化的有机结合。而绿色GDP与GDP、幸福感与幸福指数、精神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指标、公平感与公平指数等几对非量化和量化指标的关系与特征充分诠释了非量化与量化的共生态本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非量化；量化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非量化指标和量化指标都无法缺位，两者必须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必有的共生态。即量化目标可以有非量化的因素，而原本难以量化的非量化目标可以通过细致入微的数据搜集、电话采访、调查报告等形式有机组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对诸如绿色GDP、幸福感、幸福指数、公平感、生活质量等非量化目标的重视，强调了社会建设和对人的关怀。
一、绿色GDP与GDP
近些年，随着干部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发展越来越倾斜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对以GDP为纲的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但问题在于，不是GDP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使用它的人出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简便易行，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视野和能力；它是综合反映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它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它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现状是否健康，也是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但是，GDP不是一个好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它不可能正确反映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人们的道德、价值、关怀、精神，社会的公正、快乐和幸福等难以通过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指标；也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及代价和方式。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说到发展，就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就是看GDP的数字大小，GDP等一系列经济量化指标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糅合下，已经成为决定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杆。所谓“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现实中，GDP获得了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即使以后有了新的指标体系，GDP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很明显，它也是最重要的单科。问题的困境在于，虽然GDP这一核算方法目前无法被取代，但是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GDP却又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而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1]：技术上，环境要素的价值难以衡量，因为环境要素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没有货币符号，因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大面积水土流失等的成本也难以数字化。观念上，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会形成诸多包括来自制度上的障碍。但若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真实的发展水平，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二、幸福感与幸福指数
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对人们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两者的不同在于，幸福感是模糊的，它和经济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存在。有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而这段时间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快乐水车”①现象越来越普遍。幸福只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会瞬间消失也会长久存留，主要和产生幸福感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关。2004年的“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结果就显示，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很清晰地表明，生存环境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套用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概念来说，当你饿的时候，有吃的食物就会感觉很幸福，此时，食物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而当你身处沙漠感觉口渴难耐的时候，水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其他所谓金钱等都不重要。在这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是幸福指数难以把握和计算，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但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2002年诺贝尔[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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