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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量化与量化的统一:科学发展观落实过程中的共生态           
非量化与量化的统一:科学发展观落实过程中的共生态
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丹尼

尔·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则用日重现理论即DRM理论:即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会议、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记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DRM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实际上,幸福指数对中国而言尚是一个并未被彻底把握的一个东西,对此,经济学家奚恺元认为,在使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避免形式化,因为我们对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避免短期行为,因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重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幸福不等于吃喝玩乐[2]。在这方面,我们就做的十分不够,不仅不够,更确切地说,完全把幸福等同于人性的物质欲望,幸福被异化了。公款吃喝就是一个典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正在大幅度提高,如果政府不加强权力监督与机制制衡,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距离拉大的最大祸根。由此,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精神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指标
  
  德国著名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精神生活与人的精神本性相关和同构,因此,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质,便不可能将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以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从而使自身及整个生活在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标发展[3]。人的精神质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因为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所产生出的愉悦快乐和幸福感,人生价值实现的满意和满足,并因此产生出对更高层次目标追求的理念……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快乐幸福,满意和满足越强烈,精神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则低;当人们在紧张工作后,在余暇休闲中享受和消费自己或他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时,感受到愉悦快乐和幸福的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反之则低;个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所处工作环境带来的满足和愉悦快乐幸福,其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家庭内外环境中,生活轻松而又愉快、积极而又舒畅,感到满意满足于越快乐和幸福,精神生活的质量比较高,如果上述环境不好或不理想,肯定会影响精神生活的质量。因此,衡量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就由个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个人在工作后和余暇休闲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社交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家庭生活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四个方面组成[4]。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收入状况、居民消费、社会安全、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八个方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5]。2002年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则把生活质量涵盖了如下方面的内容: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绝对条件;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结合点,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相对条件;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条件;生活环境的优化,这是体现生活质量高低的外部条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由收入、消费、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九个类别组成。其中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属于精神生活指标的内容[6]。
   1.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9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展代表表示,之所以来参加世博会,是因为城市生活这个主题非常吸引人。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世所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2006年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调查后认为,上海市民关注度最高的是医疗条件,比例为56.4%,次之是社会保障,比例为55.1%;在心理生活方面,认为“家庭生活和谐”令人愉快的最多,占回答人数的64.3%,其次是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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