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病理学与防控简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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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鼠疫病理学及对鼠疫的控制中世纪时，为治疗黑死病，人们用尽一切稀奇古怪的治疗方法。有的人吃下粪便和灰烬，有的人将黑色肿块切除，有的人甚至把活蟾蜍放到胸前。1348年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佛罗伦萨人最早记录下来鼠疫的症状：最初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肿块，然后，胳膊上和大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这也是黑死病得名的源由。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1823年，德国化学家契弗尔发现脂肪酸的结构和特性，肥皂即是脂肪酸的一种。19世纪末，制皂工业由手工作坊最终转化为工业化生产。黑死病盛行的后期,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最后直到灭绝。
2. 19世纪中医防治鼠疫概况1890年-1894年的甲午鼠疫大流行,主要是民间自救，中医为当时的主流医学，勇敢站出来应付这种未识的烈性传染病，陆续出现一系列鼠疫中医防治专著，如吴宣崇《治鼠疫法》）、陈兆祥《急救鼠疫传染良方》、罗芝园《鼠疫汇编》、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郑肖岩《鼠疫约编》、余伯陶《鼠疫抉微》等数部相关的鼠疫防治专著。
吴宣崇与《治鼠疫法》，在病原学方面，他认为疫气来自地气，提出同一地区城市多死而山林可免；同一居宅泥地黑湿多死而铺砖筑灰可免；暗室避风多死而居厅居楼可免。同一家宅婢女小儿多死，是因为她们经常贴地而坐或赤足踏地；其次为妇人，因为她们经常居室地，再次为静坐寡出的男子。可见他已经看出阴暗潮湿处易于染病的特点。吴宣崇提出一些可行的防避之法和生药方、熟药方、治出斑方、治疔疮方等。今保留的熟药方药味为：大黄、朴硝、枳实、川朴、犀角、羚羊角、黄连、黄芩、车前、泽泻、连翘、牛子、桃仁、红花、紫草茸、紫花地丁、紫背天葵等。
罗汝兰(即罗芝园)的《鼠疫汇编》改用解毒活血汤加减。主方是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罗氏还考虑以生药代替熟药之法。如犀角、羚羊角被植物药替代后，植物占中医鼠疫药的绝大部分。
余伯陶的《鼠疫抉微》中记录：“鼠疫又名核瘟，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清代郑肖岩着《鼠疫约编》八篇，介绍鼠疫的预防，辨证及治法，并附医案及验方。
3. 20世纪现代医学对鼠疫的预防与控制随着人们对黑死病认识的逐渐深入，一些带有现代医学痕迹的治疗和预防方法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黑死病结束之日，正是现代医学兴起之时。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2月，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被指派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成功控制了鼠疫的扩散。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后人在20世纪中后期总结出系统预防控制方法:
“最重要是避免被跳蚤叮咬，以及避免直接接触患者，避免碰触具感染性之组织，最好也不要暴露于肺鼠疫病人活动地区。 若在流行地区，需清除所有可能带菌的鼠类或跳蚤，或施打疫苗。灭蚤并需要先在灭鼠之前进行，以避免跳蚤跳入其它新宿主（如人类）继续传染病菌。来自疫区之轮船或港区仓库须防鼠、灭鼠及灭蚤。 避免接触及处理其死尸。若有前往鼠疫流行地区旅游、或与病患、动物或致病原（病媒）接触经历，且符合下列部分或全部临床描述者：如出现发烧、寒颤、头痛、不适、虚脱及白血[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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