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性与价值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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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失语”的无根状态。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批评家们又一昧地倒向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以一种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焦虑”去追赶当代世界的新潮流，这一接轨与同步的文化策略，无疑使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失语”的窘境更进一层，并终于导致了近年来理论上常见的一种“浮躁症”。表面上看似喧嚣热闹，可终究缺乏一种自生自长的本体话语，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了与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平等对话的坚实文化基础。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受制于接受主体的深层文化结构，如果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受土壤而单向度膜拜、移植异域文化的新质，则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误读”。后现代主义批评运用最多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指出，他使用“解构”一词，“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隐含的意义，注意我们所用语言中的历史积淀现象”。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精神在于“永不满足于一种固有的方法”，对于分析的文本必须进行“无止境的质疑”，从而抵制“批评的垄断化和极权主义倾向”。在解构主义批评家看来，“解构”既带有分解又具有创生的意思，而绝不等同于激进破坏。然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一些批评家则是破坏性地套用解构主义，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一切权力话语和人文理想统统成了他们解构的对象。以虚无主义态度消解原本富有深刻内涵的人文理想，甚至宣布割裂传统、宣扬文化无意义，这是在似是而非的“误读”中，丧失了后现代主义的真精神，也远离了本土文化的实际。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语境，新的文化土壤能否接纳和吸收它取决于它对本土文化阐释的有效性。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我们应立足于这个标准，不能置本国本民族的实情于不顾而随意嵌套。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现代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走向极端自我叛逆的结果。西方社会由于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现代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对它的消解与颠覆只是一种自身的更新与激活机制。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征途上，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现代价值观念的确立还远未完成。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生产，中国总体上尚处在前现代或者说准现代的阶段。中国要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大力倡扬 科学 思想与理性精神、主体观念与启蒙意识、真理尺度与价值理想的精神维度。当前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理论话语的选择无疑应该关注与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些观念本来就比较缺乏的中国，过早地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来消解启蒙主义者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现代价值观念，显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作为滋生于异域的一股复杂文化思潮，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 哲学 反思，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极大超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后现代主义强调非决定论，主张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对于张扬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哲学文化思潮，它对理性、基础、中心的彻底否定，它所运用的单一的逆向思维方法，又使它极有可能使人滑向极端相对主义，从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悖论性格，应保持一种清醒的学术批判眼光，既不能有文化排外主义，简单批判，也不能有文化盲从主义，良莠不分。在摆脱了曾有的失衡与彷徨之后，能够坚持文化本位，批判地消化和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备具有本土特征的理论形态，才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有的学术自觉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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