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生活也随之丰富。在西周礼乐制度日益繁盛时,四言诗出现了兴盛乃至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是,当礼乐制度崩溃之时四言诗也随之逐渐衰亡。四言诗在汉代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宗庙乐歌、乐府四言、文人四言。宗庙在汉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也有宗庙乐歌的残留,如有唐山夫人的《安世乐》。但是,此时的四言诗已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用来粉饰太平,歌颂大汉盛世的汉赋大量出现,并且汉赋发展成了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文学样式。当然还有乐府四言诗,这类诗的数量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创作规模,而且文学价值不高。此外,在汉代还有一定的文人四言诗,据逯钦立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记载,西汉时文人四言诗仅存四首,代表作家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言诗在汉代并没有探索到新的发展路径。总体情况是诗歌数量较少,代表作家更是寥寥。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四言诗有一定的数量,而且还出现了几位重要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分别时东汉末年的曹操、曹丕、曹植。魏晋南北朝有嵇康、阮籍、陶渊明。首先我们分析三曹,三曹中曹操为先,他被誉为“汉代改造文章的祖师”。由《诗·大序》我们知道,汉代四言诗反应了正统思想规劝人们服从统治者的要求和愿望。其中孔子“删诗说”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曹操却一反常态,改变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他借助乐府心声,装载个人心声抒发个人的情怀。同时将乐府旧体与文人四言相结合,开创了四言诗发展的新路径。曹操在汉代是一个反传统式的人物,表现在诗歌上,他对四言诗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在诗歌的思想上不拘一格,他喜欢俗乐,要求婚姻自由。他需要建功立业,求贤若渴,却又悲叹人生短暂。在诗歌内容上他自由抒发个人情怀,对四言的词汇、句法进行了多方位改造。改变了《诗经》体式的四言诗。《诗经》体式的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词和虚词,而经过他改造后的四言,其诗句变得较雅。在形式上,他采用乐府形式,两句一行,四句一节,改变了《诗经》体式四言诗上下句存在依存关系的现实。对于《诗经》中运用铺排的现象,曹操在意思上是一脉相承的。即单句前后承接,不需要用重叠、排比的手法便能完整的表达情态。如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都能充分体现出对《诗经》体式四言诗的改造与创新,但曹操的改造和创新并没有改变当时文坛上主流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四言诗也未能改变逐步衰落的命运,四言的改造和挽救只是那个时代的余韵。四言诗只是那个时代所残留的碎片,我们再也找不回四言诗发展的辉煌了。
三曹之后,嵇康对“诗经体”式四言诗在继承中进行了新的改造。这在《幽愤诗》中有所体现。阮籍将四言诗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但还是未能使四言的厄运改变,四言诗的创作并没有形成规模。而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则对“诗经式”四言诗进行了全方位地改造,表现出了改造后四言诗回归的意向,使四言诗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诗歌意境上,将家庭生活和琐碎小事入诗,塑造了一位仁厚的长者形象。在修辞上,将《诗经》中起兴用在篇首与后面内容无关回归到篇首起兴,并且与内容有关联。在章法结构上,其诗多数与诗经体基本一至,采用重章式结构,善用比兴,并且发展了诗经体式四言诗中的比兴,将其从开头贯穿至尾。在句式和语言运用上,陶诗中引用了《诗经》中大量的原句,还运用了诗经式的句式。同时运用新词语改造旧句式,对偶句式运用较好。但陶渊明的大力改造之后,并没有形成发展的规模。四言诗还是逐步远离了文人的视线,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如日中天”的诗经体式的四言诗时代,我们再也找不回那个属于四言诗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样式,并且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高潮,之后随着时代的消亡这种文学样式也随之消亡。”所以,诗经体式的四言诗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必将退出 历史 舞台,诗的内容没有了,死的形式必将终结,如同我们现在的时代不需要用四言、五言、七言来束缚我们一样。
参考 书目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逯钦立中华书局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簿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代诗史》葛晓音中华书局
《曹操集》中华书局59年版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
《 中国 古代文学》于非主编高教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教出版社
魏晋文学史》徐公持编著人们文学出版社 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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