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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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重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了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270年问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作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挑战传统道德的叛逆精神，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元年，张居正刚人阁成为末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42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遍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呢?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作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却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其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 中国 “士”阶层在 政治 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作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渴望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 历史 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结果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1)典章制度的真实；(2)风俗民情的真实；(3)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是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作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我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30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的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 经济 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隐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滑。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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