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久镛:国际法院的首位中国籍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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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桌前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里，史久镛再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埋首书案。1954年秋，“青春做伴好还乡”，年轻的史久镛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博士帽，就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告别同伴，回到了百废待兴、建设热潮兴起、正是急需各方面人才的祖国，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新中国服务。
见证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
1955年1月，回国不久的史久镛由高教部分配到南京师范学校讲授“西洋历史”。国际公法硕士成了中学历史教员，个中情由在那个时代是众所周知的。肃反运动，批俞平伯、反胡风……在那些年月里，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何况史久镛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受人猜疑。史久镛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虽然他亦曾困惑，亦曾彷徨。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和“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的各项政策，提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最迅速、最有效”的计划和措施。久旱的禾苗又逢甘霖，史久镛的境况很快就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一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史久镛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史久镛就这样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岁出头的史久镛又入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史久镛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间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以外，他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又到国际法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国际法的研究，这给步入晚年的史久镛带来一个大显身手的极好机会。史久镛无限欢欣，豪情满怀，他生命旅程中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了！
1980年春，史久镛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紧接着，他又作为中国财政部访问世界银行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再度来到纽约。从此，史久镛和联合国结下不解之缘。从1980年起一直到1983年，史久镛以顾问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四度来到联合国，参加第六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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