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狂浪摧毁了欧洲大陆上最后的王权专制，又在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独立浪潮，催生了—个个新国家，一举奠定现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基本边界。长期分裂的领土靠它统一(如德意志，意大利)，即将沦陷于外敌的国家靠它度过危机(如土耳其)，紊无家园的人群靠它建国(如以色列)，但在民族国家成型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又会成为助长狂妄、巩固独裁、鼓励扩张的虎伥。
　　里娅·格林菲尔德在蔫方面是马克斯·韦伯方法论的信徒，像韦伯最负盛名的研究清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样，她研究民族主义对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化的五条道路》一书里她开宗明义地说：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平等的形式——每个人至少在法律上成为平等一分子，这与构成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正相反，从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民族主义让其成员勇于为整体利益牺牲小我，于是国家一个个都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国力的提升也就指日可待。
　　既然拎出了这样一个主题，格林菲尔德的绝大部分论证就都围绕着如何突出民族主义的核心作用来进行。
　　英格兰是17世纪的先行者，是商人资本主义最早的发祥地，又是民族主义社会的最早样本，1688年以后，英格兰的民族主义让经济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往日它则与政治和宗教捆绑在一起。但比英国更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尼德兰，则未能踏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因为那里的人虽然启蒙甚早，却不像孤悬海外的大不列颠那样“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而集中不起力量来推进经济。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格林菲尔德这部书的长处和短处都存在于这个预设的前提之上：现代化(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她无法完全说服读者，一种“观念(民族主义)”真的可以改变经济行为。在德意志邦国四分五裂的时候，在俄罗斯公国哀鸿遍野的时候，在法兰西民族陷入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荡不安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确帮助统治者把人民拧成了一股绳，共御外敌，重振国力，但这与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还有一定距离。事实上，格林菲尔德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和新经济意识不见得一定能产生进步的经济结构。说先有民族主义，后有经济增长，两者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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