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汉代王充便作了这方面的阐发:“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夕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论衡·书解》)“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认为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但并不认为是等量齐观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王充认为,内容和形式相比,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若不顾及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则无论其辞藻如何美,皆是不可取的。当然,重视内容,并非不要形式,因为“人有文质乃成”,关键在于“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西晋陆机《文赋》说:“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主体好比树木立起主干,而文辞则好像在枝条上布满的繁叶,思想对文辞起主导作用。主干不存,繁叶就无所依附。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曹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娜同犬羊;犀咒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由此而论定:“质待文。”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也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文心雕龙·辩骚》中的所谓“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说法,显然是承接了孔子文质观的观点。
三、孔子文质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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