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寻在的问题时,除了探讨较多的写作自由、关心人生等问题之外,涉及的问题还有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童庆炳认为,我国当代作家没有文体意识。鲁迅生前就被人封了很多头衔,但似乎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有人叫他“文体家”。他指出,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屈指可数。严格地讲,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贾平凹少数几位作家具有真正彻底文体意识的觉醒。也许还有一位,他就是王朔。具体地说,作家通过他们的文体,写出作品的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汪曾祺、王蒙、莫言的几篇作品注定成为新时期的翘楚之作。可惜的是多数作家并没有文体意识,或文体意识并不很强。因为文体几乎是不可翻译的,“就是那些外国的一般的汉学家也很难感受中国作家的文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1]
还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由此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2]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文学一旦只求事功,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作家就会很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3]
这两种观点恰好代表了当代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体意识;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在写作中,只关注形式,对文章的质即文心的关注越来越少。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关系到孔子在几千年前提出的文质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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