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向前”的“意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理性，引导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为之提供动机。
　　第四，民主意识。其一，自然界提供足够多且来者不拒的博弈“选手”，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链足够乃至无限长。对于所有与之博弈的人，无论民族和国家，不计古往今来，一视同仁，无亲疏好恶之分(一些研究者可能因拥有某地所特有的对象如地质和生物的“近水楼台”之便，进而实行封闭甚至垄断，从而获“先得月”之利)，只要以同样的规则与之博弈，自然界便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其二，在这样的竞技场上，胜负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揭示了新的事实和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博弈策略。其间没有排除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干预。当自然界以同一种状态面对人类之时，人类彼此之间也就只能是同一种状态，那就是平权，继而由与自然博弈中的平权，延伸到人际博弈中的平权，这正是民主的要义。若是一方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另一方只能苟延残喘；当一方退出竞争，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对手，博弈实际上到此为止。而博弈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演进的停止。
　　默顿由科学活动总结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默顿规范，实际上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对人的一方，对其中的特殊成员也就是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巴尔赞把“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奉为“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
　　第五，分析和还原的思维方法。由简到繁，在一开始，也就是在处理简单对象，以及在把对象置于实验室中之时，是行之有效的。博弈的一方是在三大关系中相对简单的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最简单的对手；博弈的另一方采用在严格条件下和按严格程序操作的实验方法，通过抽象和理想化，舍弃枝叶，排除偶然。正是循着这样的途径，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一路前行。然而，正因为把复杂当成简单，把现实当作实验室，仅仅以科学家作为“楷模”，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成功”的经验，使得西方人按实验室的要求构建社会。工厂、学校、医院和监狱等，被福柯称之为“规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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