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与自由民族主义的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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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中国文化的威胁。当然，他十分清楚的是政府必须追随的神圣价值是儒家的神圣价值，而不是新教的价值。
这一点的具体含义是明显的。蒋庆的追随者周北辰是深圳孔圣堂的负责人，他认为全国性的儒教组织应该接管教育，看起来，它将意味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必须进行儒家的宗教教育。可能人们仍然可以在私人层面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这肯定不是自由主义的宗教自由理念。当贝淡宁看到了儒家对宗教自由的重视，我却看到了一种儒家的基要主义的发展之征兆，这种基要主义坚决要求儒家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地位，并且要求儒家的宗教解释优越于世俗解释。我不能确定这在将来是如何发展的，但是存在一些迹象表明儒家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而且这将会继续，如果它按照当代某些儒者打算的方式进行制度化的话。
我们应该研究的另一种自由权是迁徙自由及其对机会自由的影响。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承诺是机会平等：每个人不管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或者宗教信仰都应该拥有机会改善他们自身并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一般的观念认为应该是能力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前途，而不是不相关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按照这一标准，美国不算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而且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财政税收资助的，所以，富裕的地方将趋向比贫穷的地区拥有更好的公共学校。不过，由于存在迁徙自由，所以任何人只要有钱搬迁就能够迁徙到有更好学校的地区从而改进他们小孩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尽管肯定还可以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在中国，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迁徙自由，而且考虑到城市居民比农村人口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出生的概率。正如贝淡宁指出：“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识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出生在农村。”贝淡宁认识到这是对自由主义的偏离，因为自由主义将不会容忍由超出个人能力之外的事情来决定如此悬殊的地位。他论证说儒家将会容忍这种制度安排只要它确实减少贫困。我不完全相信儒家应该容忍这样的情况。首先，它意味着在实现个人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平等，这将会遭到许多新儒家的反对，而且它将会使得吸引人们到治理良好的地方之政治理念不可能。（《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十六章；《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第七章）但是如果他是对的话，这是另一个表明自由民族主义之自由权在儒家民族主义中不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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