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与自由民族主义的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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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例子。
现在这一切不是要说不可能根据儒家的术语寻找到解释这些自由权的例子。一些当代的新儒家已经这样做了，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我想说的是，在历史上儒家传统的一般演化跟自由主义一直是十分不同的，而且在当今中国也存在若干有影响的儒家代表想保持其自身的演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儒家，主要在港台和美国，他们在这些基本的自由主义自由权利中找到更多价值并且相信这些权利能够根据儒家的概念进行辩护，即便它们没法在经典的儒家文本中找到。我不会冒险推测这场争论将如何结束。我想提出的一点是，根据儒家文本所倡导的自由权要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受到更多的限制，因而，认为二者重合在一起是不成熟的，无论他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可欲的结果或者不可欲的结果。儒家以一种更多而不是更少限制性的方式发展也许更好。
三、 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形态
然而，我想了解儒家民族主义能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无论国学热还是儒家的复兴，在我看来，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孔子或孟子的观点将不是影响民族主义将在中国如何呈现的最重要因素。贝淡宁指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民族羞辱情感对建立中国民族主义之舞台的重要性。我想他是对的。然而，这也产生了疑问，是否传统中国思想必须对民族主义说些什么才会产生其影响，因为，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阐述了他们应对如此局面的理念。如果昭雪民族耻辱仍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那么，儒家民族主义也许只是无关紧要的。
贝淡宁将民族主义更激进的部分刻画为法家（也可佐见于新法家的主张），但我不认为能够从经典法家中寻找到这一情感。韩非子离开故国入秦，他显然没有因为让一个国家变强从而威胁到他的故乡而不安。韩非子的思想集中在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军事力量，而不是维持一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因为这不是避免被更多强大的邻国吞并所必须的。笔者认为，从根本上驱动韩非子思想的是这样的理念，即财富和军事力量是安全和秩序之必需。尽管我认为这一点具有争议性，但我坚持无论是什么激发了韩非子，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并不在他的关切之中，而我相信贝淡宁也会同意这一点。
所以，我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驱动来自于外部，而与经典中国思想无关。启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因素似乎是蒙古人尤其是满族人的异族统治经验。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情感，而这一时期的记忆也被频繁地唤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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