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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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陈独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因而，其文学“审美独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开。在1916年8月21日，胡适以“文学革命八事”(即上文的“新文学八事”)为主要内容，寄给陈独秀信后，陈独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①陈独秀担心胡适的“八事”有可能被理解为“文以载道”，不但构成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最终的“面相”，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文学自主的主张。即使在充满战斗檄文声势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在谈及“今人所不
论文联盟*编辑。满昌黎者”时，也指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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