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摘　要]梁启超居住日本期间,充分吸收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文化,向国内学人大量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学派、理论、范畴,并提出了融会中西思想的理想人格论——“新民说”,其论著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料证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代哲学;日译西学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
　　
　　中国哲学由“经学”形式向近代的转型,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其次,也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内在必然。但是,毫无疑问它与当时传人的先进外来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史料证明,赴日中国学者(尤其是1898年至1918年期间)回传的日译西学0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以1898—1912年居住日本期间的梁启超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上述问题。
　　
　　一、梁启超居日期间的日译西学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重要思想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以前,他接受的知识基本限于应付科举考试的训诂词章之学。1890年后,他拜康有为为师,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吸取了某些近代的知识和观念,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仍没有摆脱经学的形式。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当即逃亡日本,从此,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梁启超在1899年撰写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第80页)
　　一年后,梁启超又写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