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2

当然，我们不是说“马”不应是思想的生产者。问题是，“马”不应是脱离开“史”的单纯的“原理”。哲学不存在一般性的原理。一方面，只有经由不同层级的充分的个性化，哲学才真正具有可以相互通达的可理解性；同时，各种具体形态的哲学系统，亦只有充分地向他者敞开以达成自身的普遍化，才能获得其作为哲学的本真意义论文联盟Www.LWlm.com论文联盟*编辑。。哲学的普遍性，实一建基于差异互通的“通性”或可理解性。只有真正建基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哲学，才能具有文化生命的个性，因而具有这样的通性和可理解性。黑格尔“哲学史是哲学的”这一判断，同时亦应蕴含着它的反命题——哲学就是哲学史。冯友兰先生“接着讲”与“照着讲”统一，“旧邦新命”(“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中国哲学观，亦体现了这一精神。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都内在地充盈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历史的精神。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在西方当代思想和诸文化领域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强大的思想解释力量，亦是由于它针对西方思想实证主义的倾向，表现了一种复兴希腊理性精神，重建科学、哲学之生活世界意义基础的努力。哲学作为在其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同时即表现着它与自身之生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密切的关联性。哲学与自身历史的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其它任何一个学科所不能比拟的。而哲学一旦走向一元化、形式化的“原理”，也就表明了它与哲学的历史传统及世道人心的脱离，宣示了它在思想创造进程和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中的退场。
　　就“哲学史是哲学的”这一方面而言，“西”的状况比较好。西方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和逻辑特性，亦使学者较能关注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哲学的思考。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常常会尤其是会在晚年回到中国哲学领域，对其做出很有哲学意义的诠释。
　　比起三十年前仅把中国哲学理解为“史料”和解说两军对战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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