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罗素曾说过：“阅读哲学之后，我仿佛感觉到由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多彩多姿的新世界。”我没有进山出谷的亲身体验，但对罗素那种豁然开朗的欣然之感还是能领略几分的。鲁一士(J.Ro-yce)说得好，“哲学家应当追索的，乃是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有深度的哲学著作之所以扣人心弦，使人顿生解脱之感，就在于有这种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它们具有一种神奇的启示作用，激发人的思想火花，使人在倏忽洞明的一个新世界里神驰意游。感谢《读书》编辑部惠寄一本新出版的德国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H李凯尔特的名著《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使我一享先睹之快，并有机会将读书得到的启示，调理成文，奉献给读者。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断言：全部哲学都随着黑格尔体系没落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又被称为“科学的科学”，黑格尔体系既是它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是它没落的标志。哲学史的事实证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确实是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哲学却不会没落，也不会被实证科学所代替。在旧哲学涅的圣火中诞生了新哲学，这些哲学不再把眼光只朝向无生命的自然，也不再把自己的标杆只停在摹写和反映自然的水准上。
　　从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文明的过渡，其最本质的变化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十六世纪是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降下帷幕的，而培根则以这样一段话拉开十七世纪的序幕：“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份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这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进入十八世纪，康德却以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公开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他断言，对象意识的成立，取决于自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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