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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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一样。
指责李凯尔特把自然和文化、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在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竟无知到去否认自然界里有个别的东西以及社会历史领域里有一般的东西。其实，他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对于个别特殊与细节作详尽深入的考察”，也不排斥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普遍化的科学。李凯尔特只是认为，科学应当作为人对现实的能动的认识，而不是消极的反映。“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第30页)，因此人与现实相比较，应当始终采取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第34页)，把所研究的对象加以改造，选择其本质成分，省略其非本质成分。面对一尊商鼎，凡夫俗子立时联想到的也许是和尚庙里的香炉，因为他选择了庙祭礼器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而一位考古学家则不会作如是的联想，他的眼光只盯住“这一尊”，他要研究的也只是“这一尊”，他完全明白，面前的鼎，对于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这一尊”，显然，考古学家选择了文化价值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
要把个别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真是谈何容易，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这种关于单一的和特殊的东西的科学，在自然科学旁边要安插一门文化科学，无异是想在他人卧榻之侧安睡一样。李凯尔特对这个困难是充分认识到的，他指出，直到今日，文化科学“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第11页)。可以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伊诺大钻石是件自然物体，但它对人类具有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可能替代的意义，因而被人保存珍藏，从而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美尼尔氏综合症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但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区别在于方法的(即形式的)区别。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利用个别性概念，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对我们也许是陌生的。举个例子来说，歌德和某个普通人都是现实的个体，普通人的个别性是任何别的普通人都可以替代的，而歌德却具有普通人都不具有并因此永远不能被替代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就是他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他的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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